這種寫作意圖，從蘇洵到了京城之後，還將這些文章呈獻給了當時的樞密副使田況，並先後上書樞密使韓琦，宰相富弼、文彥博，仁宗皇帝，一再闡述自己治國、治政、治兵的觀點和主張等舉動中也可得到一些驗證。如在他的另一篇文章《審敵》中，就表述得更加直接、清楚、明確：“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與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將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為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在他看來，夷狄之患，是宋朝的內憂。契丹誌在滅宋而不在犯邊，利在受賄而為滅宋作準備。應該停止賄賂，不為敵之恐嚇所動，並作好應戰準備。這與《六國論》最後語重心長的告誡是完全一致的。
比較六國與宋朝的情形，似有許多不同之處。如六國與秦國皆為周王分封的諸侯國，它們的地位平等，彼此之間雖然相互攻伐、戰爭不斷，但日漸衰微、名存實亡的周王室畢竟還是天下共主。用今天的話說，秦與六國的戰爭，尚屬於“國內戰爭”。而宋與契丹、西夏則不同，它們之間沒有類屬關係，它們各有自己的地盤，也各有自己的國名、王朝、皇帝（國王）。雖然契丹、西夏也曾向宋朝俯首稱臣過，但那不過是一種外交策略。它們之間的戰爭，應該屬於“國際戰爭”。
再說，六國中的韓、魏、楚三國賄賂秦國的是土地，所喪失的是國家主權。而宋王朝用以“賄賂”契丹、西夏的主要是銀幣、絲綢、茶葉等，屬於戰爭賠償性質，而不關涉主權。在蘇洵出生七十一年前（公元938年），是後晉皇帝石敬瑭把燕、薊十六州割讓給了契丹，而宋朝建於960年，與割地無關。宋真宗鹹平六年（1004年），“契丹求關南地，宋不許，乃有澶淵之役”。麵對契丹的無理要求，宋真宗態度很明確：“契丹如貪歲賂，乃國家細事。或求關南之地，當以理絕之。”最後以歲銀絹議和。慶曆二年（1042年），契丹要求割地，宋仁宗命令談判的使臣“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直到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遼國派使臣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同分畫。”朝廷上下意見不一，最後是王安石的意見占了上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這才有了割地求和，“以筆畫其地圖，以天章閣待製韓縝奉使，盡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裏”。（王稱，《東都事略》）這時，蘇洵已經去世近十年了。蘇洵如果在世，或許會與王安石有一場筆戰（他本來就看不慣王安石），而直斥其為“賣國”。但對這位“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列寧語），我們誰會認同這樣的判斷呢？盡管如此，前人指出，蘇洵之意“力主用兵，所見最確”，文章“起落追尋六國致滅之由，歸之賂秦，確實推本之論”。（蔡鑄，《蔡氏古文評注補正全集》）
這種寫作意圖，從蘇洵到了京城之後，還將這些文章呈獻給了當時的樞密副使田況，並先後上書樞密使韓琦，宰相富弼、文彥博，仁宗皇帝，一再闡述自己治國、治政、治兵的觀點和主張等舉動中也可得到一些驗證。如在他的另一篇文章《審敵》中，就表述得更加直接、清楚、明確：“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與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將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為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在他看來，夷狄之患，是宋朝的內憂。契丹誌在滅宋而不在犯邊，利在受賄而為滅宋作準備。應該停止賄賂，不為敵之恐嚇所動，並作好應戰準備。這與《六國論》最後語重心長的告誡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