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六國與宋朝的情形，似有許多不同之處。如六國與秦國皆為周王分封的諸侯國，它們的地位平等，彼此之間雖然相互攻伐、戰爭不斷，但日漸衰微、名存實亡的周王室畢竟還是天下共主。用今天的話說，秦與六國的戰爭，尚屬於“國內戰爭”。而宋與契丹、西夏則不同，它們之間沒有類屬關係，它們各有自己的地盤，也各有自己的國名、王朝、皇帝（國王）。雖然契丹、西夏也曾向宋朝俯首稱臣過，但那不過是一種外交策略。它們之間的戰爭，應該屬於“國際戰爭”。
再說，六國中的韓、魏、楚三國賄賂秦國的是土地，所喪失的是國家主權。而宋王朝用以“賄賂”契丹、西夏的主要是銀幣、絲綢、茶葉等，屬於戰爭賠償性質，而不關涉主權。在蘇洵出生七十一年前（公元938年），是後晉皇帝石敬瑭把燕、薊十六州割讓給了契丹，而宋朝建於960年，與割地無關。宋真宗鹹平六年（1004年），“契丹求關南地，宋不許，乃有澶淵之役”。麵對契丹的無理要求，宋真宗態度很明確：“契丹如貪歲賂，乃國家細事。或求關南之地，當以理絕之。”最後以歲銀絹議和。慶曆二年（1042年），契丹要求割地，宋仁宗命令談判的使臣“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直到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遼國派使臣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同分畫。”朝廷上下意見不一，最後是王安石的意見占了上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這才有了割地求和，“以筆畫其地圖，以天章閣待製韓縝奉使，盡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裏”。（王稱，《東都事略》）這時，蘇洵已經去世近十年了。蘇洵如果在世，或許會與王安石有一場筆戰（他本來就看不慣王安石），而直斥其為“賣國”。但對這位“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列寧語），我們誰會認同這樣的判斷呢？盡管如此，前人指出，蘇洵之意“力主用兵，所見最確”，文章“起落追尋六國致滅之由，歸之賂秦，確實推本之論”。（蔡鑄，《蔡氏古文評注補正全集》）
有意思的是，盡管蘇洵極力反對割地求和，但他的兒子蘇轍並不這樣看。宋哲宗元祐初年，司馬光等大臣們商議棄蘭州（與現在的甘肅省蘭州市有別）。蘇轍謂：“增置州砦（寨），坐困中國，願決計棄之。”“遂降詔，除元係中國及西蕃舊地外，候送到陷沒人口，當就委邊臣分畫給賜。”（王稱，《東都事略》）由於情勢不同，所考慮問題的角度有別，我們不能由此輕言蘇洵為“主戰派”、蘇轍為“主降派”，蘇洵是“愛國者”、蘇轍是“賣國賊”。
需要指出的是，從宋真宗與契丹議和，到宋仁宗再次增加歲幣，將近四十年的時間內，宋朝與契丹之間基本沒有發生大的戰爭。事實上，從1004年宋與遼訂立和議之後，結束了宋遼之間長達四十餘年的戰爭，形成了“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識幹戈”（北宋宰相富弼語）的局麵，此後宋遼邊境長期處於相對和平的狀態一百多年。同時，宋朝也節省了巨額戰爭開支，歲幣30萬的支出還不及當時用兵費用3000萬的百分之一，避免了重兵長年戍邊所造成的過量徭役和賦稅壓力，以極少的代價換取了戰爭所難以獲取的效果，宋與遼的社會經濟也都得到了發展。從慶曆三年（1044年）宋與西夏訂立盟約之後，情況也基本一樣。這一點，蘇洵沒有能夠認識到，這與他所處的情境和看問題的角度有很大關係。
對宋與契丹、西夏的和議政策，與宋太宗開始確立的“興文教，抑武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的治國理念有很大的關係，繼而“真宗以禮幣結隆緒，仁宗以信義懷宗真，聖人一視同仁，兼愛南北，蓋如此”（王稱，《東都事略》）。有的資料上說“蘇洵麵臨的是外患嚴重，宋王朝無力抗禦，用金帛資敵，以求苟安”，這是將宋朝完全比附六國了，是對史實的片麵誇大，於史並無實據。事實是，宋與契丹、西夏先後大小有幾十次的軍事交鋒，雙方互有勝負。北宋曆代皇帝也一直致力於解除邊患，在蘇洵所生活的年代裏，並沒有發生過嚴重的喪權辱國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