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有的教師說宋與契丹、西夏的和議，是宋王朝“對於契丹、西夏的入侵一味賄賂妥協、苟安偷生的外交政策”（李一凡，《蘇洵散文研究》），這一政策“助長了契丹、西夏的氣焰，加重了人民負擔，極大地損傷了國力，帶來了無窮的禍患”。這種高度概括並且帶有一定情緒的表述，也並不是曆史的真實，隻不過沿用了一些不太客觀的說法而已。眾所周知，宋王朝是我國曆史上經濟、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史料記載，到北宋末期，首都開封人口有一百萬，全國人口在四萬到三十萬的城市有三十個，人口在一萬五千的城市有六十個，人口四千至五千的郡治與縣治約有四百個。到南宋時，首都杭州有一百五十萬人口，其他許多城市，尤其是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幾乎是和首都同樣重要的商業和文化中心。城市的高度發展，是國家經濟、文化繁榮的顯著標誌。有人研究，宋朝年財政收入高的時候曾達到16000萬貫文，北宋中後期的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貫文；北宋末年，京師的一套豪宅價值幾十萬貫，以購買力折算為今天的人民幣，少說也得5000萬元以上；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10000萬貫文。如果以1兩白銀兌換1貫銅錢的話，那麼，16000萬貫文就相當於16000萬兩白銀。對經濟實力非常雄厚的宋朝來說，區區幾十萬歲幣又算什麼呢？這也與戰國時韓、魏、楚用土地“陪鄰”有本質的不同，不可混為一談。
這樣說，不是對蘇洵所提主張的完全否定，他在《審敵》中所提出的“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的觀點誠然正確。但我們也要看到包括《六國論》在內的《權書》中的文章，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平居之所雲”，“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蘇洵，《答雷太簡書》）雖說這是他的自謙之詞，但以蘇洵當時的身份、地位來看，也是實情。畢竟，他不在權力中心，沒有參與過國家大政方針的製定工作，對國內、國際的情況並不全麵了解。再說，沒有任何史料證明，宋朝之“積弱”是“賄賂”的結果，宋朝之亡應該歸於“賄賂”。常識告訴我們，北宋亡於金，而非契丹和西夏；南宋亡於元：兩宋都不是因為“賄賂”而使國力削弱而亡的。我們不能把蘇洵對宋朝的暗諷，作為對宋朝對外政策的直接抨擊；也不能把他對宋朝的提醒乃至警告，當作宋王朝滅亡的預言。
《六國論》教學中還有一個小的知識問題，不少教師在向學生介紹蘇洵時，仍然稱其號為“老泉”，這是不確的。據蘇氏研究專家曾棗莊考證，明清兩代就對此多有懷疑，認為“老泉”並非蘇洵之號，而是蘇軾之號。因為蘇洵同時代人未有稱蘇洵為“老泉”的（蘇洵自己，包括他的兒子蘇軾、蘇轍也都沒有這樣稱呼的），這是其一。其二，唐宋避諱很嚴，如唐代大詩人李賀就沒有得到科舉考試的機會，原因是進士的“進”字與李賀父親名字中的一個字同音，因此李賀必須避諱。而蘇軾卻有“寶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泉來喚人”的詩句。其三，略晚於蘇軾的葉夢得就明言“老泉山人”為蘇軾晚年號（《石林燕語》）。其四，元代的王惲曾經見過蘇軾的《上清儲祥宮碑》，落款為“老泉撰”；明代的焦竑、婁堅等人都曾見過“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印章。（曾棗莊，《老泉非蘇洵考》）大型權威工具書《辭海》中也明確說：“舊傳號老泉，今人已訂其誤。”我們不能再以訛傳訛了。
對經典的重讀，不應簡單地仰慕，也不該庸俗地吹捧。而是用今天的眼光去審視已有的認識，用更多的事實去彌補曾經的不足，用審慎的態度去擁有屬於自己的洞察與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