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正如前人所評價的：本文“一路俱是記遊，按之卻俱是論學”（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所以“論學”是貫穿全文始終的。如記述遊華山洞的經過時，先寫前洞平坦，再寫後洞幽深、昏暗、寒氣襲人。不僅對前後洞的不同景色進行了簡明扼要的比較，而且對遊覽的情況也進行了認真的觀察，並有了自己的發現：前者遊人多，後者遊人少。其實做學問也是這樣，人們喜歡一窩蜂、趕時髦，揀容易出成果的做。“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則告訴我們，遊玩的路越來越難行，而景色卻越來越奇特，這也很有點像做學問、搞研究，“無限風光在險峰”。再如文中敘述了“有怠而欲出者”，而作者“遂與之俱出”，最後寫出洞之後悔恨沒有能夠極盡遊覽之樂。這與做學問的過程非常類似，有人在做學問時有一點困難就退縮了，到最後一事無成，乃至抱恨終生。作者把探幽尋勝的過程與學者做學問進行對應，入之愈深，則所獲越多也益精，隻有不屈不撓地深入探索，才能登堂入室，得以享受觀賞“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的快樂，到達學問的至高境界。
不難看出，在集中記遊時，作者是時刻不忘以遊山來暗喻治學的，為此他對所記遊的內容進行了精心的選擇，剔除了與治學沒有什麼關聯的景物以及遊山經曆中的相關事情，可以說“沒有多餘的話，沒有多餘的字眼”（葉聖陶，《文章例話》），巧妙安排卻又不露痕跡，充分顯示了構思的高超匠心。
二、論學以遊山為喻
有了遊山的具體經曆和切身體會，抒發自己對治學的感慨也就顯得水到渠成了。作者由遊山自然想到了古代的學者觀察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能得到一些東西，並得出那完全是他們苦心探索、務求深入的結果的認識。並使讀者自然聯想到一般人，在做某項工作或者從事某種事業的時候，隻想或隻能走平坦的道路，隻在近處盤桓，像遊山的人大都隻在前洞看看一樣。他們不願或不能走到艱險和深遠的地方去，可是世間的“奇偉、瑰怪、非常之觀”總是在“險遠”的、人跡罕至的地方，所以，他們總是不能享受到成功的喜悅。
沿著這樣的思路，王安石回答了學者治學時經常碰到的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做學問要想“有得”，需要哪些條件呢？非常巧妙的是，王安石沒有離開遊山而空洞、抽象地談什麼大道理，而是處處緊扣遊山時的種種情形，把遊山與治學緊密結合起來。在他看來，首先要“有誌”，也就是有自己的願望或理想，因為“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有夢想才會有未來，沒有願望或理想是不可能到達的。要想成為有成就的學者，必須有遠大的誌向和明確的目標，然後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去努力奮鬥。“重要的不是成功，而是奮鬥。”（赫伯特語）奮鬥的意義遠大於成功。其次，還要能夠“不隨以止”，也就是不輕易放棄自己的努力，不輕言失敗。在遇到艱難與險阻時，能夠有攻堅克難的勇氣和必勝的信心，不畏艱險，勇往直前。再次，還要有“力”，也就是要有必備的物質條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做學問、搞研究是要有一定物質條件的，沒有物質條件作基礎，學問不可能做下去，也不可能做得好。這樣的見解即使放在今天，也非常具有指導意義。即以現代科技發展為例，如果僅有遠大的理想、目標和堅強的意誌是不夠的，因為科學技術事業，除了自我的願望和精神外，還必須有一些必備的客觀條件。比如一定的經濟實力、科學技術力量、物質與人文環境條件，以及來自不同領域的多方力量同心協力等。做學問、搞研究是要尊重客觀規律的，如果不能實事求是，不知道量力而行，而是一味盲目與蠻幹，那勢必要招致失敗，甚至要受到懲罰。
在這三個條件中，王安石認為“盡吾誌”，為實現自己的願望作最大的努力最為重要。這是因為，“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誌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由於某種客觀原因，有些奮鬥者雖曆盡艱難困苦卻與成功無緣，或者因為各種原因沒能看到成功，但他們的奮鬥為後繼者開辟了道路，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這樣的奮鬥仍具有重大的意義。人們總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而獲得成功，但往往事與願違，盡了力不能獲得成功的事屢見不鮮。如果隻是因為盡了力卻不能成功而一蹶不振，那怎能獲得成功？所以，失敗了並不要緊，隻要你認為在這條路上盡了力，自己問心無愧就行了。隻要生命不止，就奮鬥不息；隻要沒有成功，就繼續努力，就算最終與成功失之交臂，也是沒有什麼遺憾的，因為“盡誌可以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