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王安石還向讀者傳遞了另一種認識：不能單以成敗論英雄。他後來試圖通過變法，努力改變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局麵，並排除重重阻難，進行了艱苦的努力，但最終沒有成功。他盡了他最大的努力，可以說對朝廷、對國家、對自己的理想問心無愧。他也因此成為我國曆史上傑出的政治家之一，曾經被列寧譽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所以這篇文章，我們可以把它看為一篇“政治宣言”，其“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吟詠之間，吐呐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劉勰，《文心雕龍·神思》）。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又何嚐不是用“遊記”的形式來表達自己對政治改革的決心呢？
本文是王安石34歲時的作品。四年後（1058年）他給宋仁宗上萬言書，主張改革政治；十六年後（1070年）拜相，不顧保守派的強力反對，大刀闊斧地積極推行新法，他的“變法”，如果沒有堅定的信心與頑強的意誌是根本無法進行下去的。他在《答司馬諫議書》中，大義凜然、義無反顧地表白：“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這表明了他變法的堅定態度，從中可以看出，他是個具有堅強毅力的改革家，盡管受到種種阻礙，也毫不動搖退縮。正如他自己後來所說：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其堅強意誌、堅定決心以及大無畏的氣概溢於言表。所以，“盡吾誌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所展現的正是這樣一個具有堅定意誌和百折不撓精神者的形象。他似乎已經非常清醒地預料到，盡管他有誌於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麵，推行富國強兵政策，但改革不可能一帆風順，必將遇到重重阻礙，要成功，“誌、力、物”缺一不可，但“物”與“力”不可強求，一個人要想對國家有所貢獻，所能做的隻有“盡吾誌”。可以說，“盡吾誌”思想正是王安石這位“拗相公”實行變法的思想基礎，也是他所主張的文章應“有補於世”“以適用為本”思想的具體體現。
這篇文章以深邃的思想、高遠的旨趣、堅毅的品格、頑強的追求與奮鬥精神給後人以很多有益的啟示，這也正是這篇文章成為“補世”力作的重要原因。現代民主思想的先驅李大釗先生說：“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其思想認識與王安石可謂一脈相承，且賦予了更新的意義。從這個角度看，本文所論又豈僅僅是“論學”呢？
綜上所述，王安石借遊山來說明治學的道理，指出做學問要“深思慎取”，要有自己的見解與看法，不可道聽途說、人雲亦雲；做學問不能淺嚐輒止或半途而廢，而要克服困難堅持到底；做學問要有明確的目標，沿著預想的道路堅定地走下去，以無愧於自己的“內心”。文章前半寫遊山時，已經暗喻治學，後半寫治學又處處以遊山作比喻，有如“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劉勰，《文心雕龍·神思》），使得記遊和論學兩者在文中互相滲透而不可分割，足見謀篇時經營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