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不應成其為問題的問題——《五人墓碑記》寫作背景辨正(1 / 3)

在東林書院,顧憲成提倡孔孟之道,“力辟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在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明史》)而在朝中,則是另一番情景:“凡救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廷擊者,最後爭移宮、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目為東林,抨擊無虛日”,乃至於“盈廷如聚訟”,“更相傾軋,垂五十年”。(《東林始末》)可見,“東林黨”之稱號在顧憲成身後主要指與己相忤者,凡政見不同(或有利益衝突)的人都可被他人視為“東林黨”,從詞彙的情感色彩看並非表示褒讚。即使在魏忠賢當道之時,一些被稱為“東林黨”的人,“又各以地分左右”,如魏大中因駁蘇鬆巡撫王象恒,致使“山東人居言路者鹹怒”;他駁浙江巡撫劉一焜後,又招致“江西人亦大怒”。(《明史》)這樣看來,魏忠賢掌權時,那些“被革職、貶調,有的被逮捕酷刑致死”的也就不一定都是所謂“正直的東林黨官員”了(事實上也是如此)。既然如此,教參中“多次上疏熹宗”“反對魏忠賢邪惡勢力”的都是“在朝任職的東林黨人”的說法也就有很大問題了。

被魏忠賢及其幫凶指為“東林黨”的士大夫們(魏忠賢的爪牙崔呈秀、王紹徽曾編《天鑒錄》《同誌錄》《點將錄》,把那些不願附麗者一律指稱為“東林黨”)作為朝內朝外的一股政治勢力,他們喜歡評論朝政,指斥朝失,品評人物,其言辭比較偏激,與魏忠賢及其爪牙的爭論也比較激烈。說他們“反對魏忠賢邪惡勢力”“要求允許知識分子議論朝政”沒有錯,但說他們“要求關心民生,反對橫征暴斂;反對專製統治”則是沒有多少根據的。在封建專製皇權時代,無論是在朝的官員,還是在野的讀書人,即使對朝政有所議論,但也不可能去直接“反對橫征暴斂”,因為“橫征暴斂”者往往是皇帝本人,更不可能去“反對”皇帝的專製統治(封建皇帝是最大的專製者)及其所代表的“國家”政權(“朝廷”),他們所反對的或是能反對的隻是一些具體掌權的人,“始吾以為天子命,乃東廠耶”(《明史·周順昌傳》)就是具體的表現,而目的仍是為了維護封建專製統治。至於說“東林黨人的這些主張符合人民的願望”,不知這裏的“人民”所指的範圍是什麼,如果把部分士大夫的願望等同於全體人民的願望,把概念本身就籠而統之、大而化之、模糊不清且帶有一定貶義的“東林黨”認為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則是不恰當的拔高。

二、關於江南人民“同情並支持東林黨人”

教參中說“江南人民深受閹黨之害,同情並支持東林黨人”,這話隻說對了一半,因為“深受閹黨之害”的主要是一些士大夫,而非廣義的“江南人民”。時人黃煜在《碧血錄》中明確記載:“逆璫(宦官的代稱)擅政,荼毒縉紳,其門有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兒、二十小孩兒、四十猴孫、五百義孫之屬,所讎怨多在江南。”《吳縣誌》中也說:“天啟甲子逆璫魏忠賢竊大柄,荼毒忠良,緹騎紛出。”那為什麼江南人民會“同情並支持”所謂的“東林黨人”呢?這主要有兩個原因:

在東林書院,顧憲成提倡孔孟之道,“力辟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在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明史》)而在朝中,則是另一番情景:“凡救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廷擊者,最後爭移宮、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目為東林,抨擊無虛日”,乃至於“盈廷如聚訟”,“更相傾軋,垂五十年”。(《東林始末》)可見,“東林黨”之稱號在顧憲成身後主要指與己相忤者,凡政見不同(或有利益衝突)的人都可被他人視為“東林黨”,從詞彙的情感色彩看並非表示褒讚。即使在魏忠賢當道之時,一些被稱為“東林黨”的人,“又各以地分左右”,如魏大中因駁蘇鬆巡撫王象恒,致使“山東人居言路者鹹怒”;他駁浙江巡撫劉一焜後,又招致“江西人亦大怒”。(《明史》)這樣看來,魏忠賢掌權時,那些“被革職、貶調,有的被逮捕酷刑致死”的也就不一定都是所謂“正直的東林黨官員”了(事實上也是如此)。既然如此,教參中“多次上疏熹宗”“反對魏忠賢邪惡勢力”的都是“在朝任職的東林黨人”的說法也就有很大問題了。

被魏忠賢及其幫凶指為“東林黨”的士大夫們(魏忠賢的爪牙崔呈秀、王紹徽曾編《天鑒錄》《同誌錄》《點將錄》,把那些不願附麗者一律指稱為“東林黨”)作為朝內朝外的一股政治勢力,他們喜歡評論朝政,指斥朝失,品評人物,其言辭比較偏激,與魏忠賢及其爪牙的爭論也比較激烈。說他們“反對魏忠賢邪惡勢力”“要求允許知識分子議論朝政”沒有錯,但說他們“要求關心民生,反對橫征暴斂;反對專製統治”則是沒有多少根據的。在封建專製皇權時代,無論是在朝的官員,還是在野的讀書人,即使對朝政有所議論,但也不可能去直接“反對橫征暴斂”,因為“橫征暴斂”者往往是皇帝本人,更不可能去“反對”皇帝的專製統治(封建皇帝是最大的專製者)及其所代表的“國家”政權(“朝廷”),他們所反對的或是能反對的隻是一些具體掌權的人,“始吾以為天子命,乃東廠耶”(《明史·周順昌傳》)就是具體的表現,而目的仍是為了維護封建專製統治。至於說“東林黨人的這些主張符合人民的願望”,不知這裏的“人民”所指的範圍是什麼,如果把部分士大夫的願望等同於全體人民的願望,把概念本身就籠而統之、大而化之、模糊不清且帶有一定貶義的“東林黨”認為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則是不恰當的拔高。

二、關於江南人民“同情並支持東林黨人”

教參中說“江南人民深受閹黨之害,同情並支持東林黨人”,這話隻說對了一半,因為“深受閹黨之害”的主要是一些士大夫,而非廣義的“江南人民”。時人黃煜在《碧血錄》中明確記載:“逆璫(宦官的代稱)擅政,荼毒縉紳,其門有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兒、二十小孩兒、四十猴孫、五百義孫之屬,所讎怨多在江南。”《吳縣誌》中也說:“天啟甲子逆璫魏忠賢竊大柄,荼毒忠良,緹騎紛出。”那為什麼江南人民會“同情並支持”所謂的“東林黨人”呢?這主要有兩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