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由於寇慎的種種努力，這場鬥爭既沒有“被鎮壓”，朝廷也沒有“在蘇州大肆捕人”，有的資料上說抓捕了十三個人，“將佩韋等五人處斬，其餘卒戍有差，姓名逸”（蘇州圖書館藏《吳縣誌》）。寇慎的努力和一貫的政聲，也得到了蘇州人民的高度評價：“五人延頸就刃，語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義，非亂也。’”（《明史·周順昌傳》）但不管怎麼說，按照顧炎武的說法，也隻是“責擒首惡而已”，“至於吾蘇之禍，隻及吾民，而士類獲免，止於降黜”（朱祖文，《北行日譜》）。不但如此，當被誣而涉入同一案件中的李應升被逮時，“常州城士民聚觀者亦數萬”，並也發生了暴力反抗的行為，隻因事情沒有鬧得太大，而“太守曾櫻素惠民，撫之。須臾而定”（黃煜，《碧血錄》）。沒有任何人受到追究。從中也可以看出當時魏忠賢閹黨統治力量其實是非常虛弱的。
五、關於五人的墓葬
張溥在文中明確說：“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近人蔣逸雪認為張溥此文寫於天啟七年（1627年）十一月，也正是魏忠賢“道死，詔滐其屍，懸首河間”（《明史·魏忠賢傳》）的時間，這樣來推斷五人之死的時間在天啟六年（1626年）十二月。這與《明史》中在記載周順昌遇害（天啟六年六月十七日）後再記載五人被株死是大體一致的。但黃煜在《碧血錄》中卻又明確說，五人死後，魏忠賢“頗銜李寔疏為激變。寔怖欲死，乃命浙撫潘汝楨請建生祠，以自解免。相望成風，生祠遂遍天下”。而據《明史》所載，潘汝楨所建名為“普德”的生祠，於天啟六年（1626年）六月建成。這樣來推算，五人應最遲於這年的六月前被害，靠譜的時間應是四月或五月，距離墓葬應為十八個月左右，因為生祠建造要有一段時間。事情過去並不太久，張溥再次把時間記錯的可能不大（他在前文已把“丙寅”誤為“丁卯”），最大的可能是傳抄所誤，原文因用毛筆書寫，其一般字體應為行草，而行草的“八”粗看好像是“一”，傳抄與鐫刻者不明就裏就誤刻為“一”了。“十有一月”應是“十有八月”，這就沒有了上述的時間矛盾，至於《明史》的記載，遵其“先官後民”的編撰原則，也解釋得通，教參上所謂的“不到一年”魏忠賢“途中畏罪自殺”之說也就於史無據了。
正如蘇州普惠生祠（也稱尚公祠）“解說詞”中所說，明思宗朱由檢即位後，清除了魏忠賢及其黨羽，並為東林黨人昭雪，“普惠生祠”即為憤怒的蘇州百姓所拆毀，其時尚未有安葬五人的動議。但按教參表述，卻是先有公葬五位義士的倡議，再把“魏忠賢生祠夷為平地”，這與張溥所說“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也有明顯的矛盾。
五人就義後，“鄉先生吳默潛遣人藏其屍，覆以石灰”，“明年順昌冤白，毀逆閹祠，默於其旁葬之，題曰五人之墓，書人以愧不人者”（蘇州圖書館藏《吳縣誌》）。由此可見，倡議公葬五義士的不是廣義的“蘇州人民”而是一些士大夫，張溥也明確說是“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賢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後來為修建墓園，吳默、文震孟、姚希孟、錢謙益、瞿式耜等54人紛紛捐資。現在的墓園門廳內，還立有五義士之一的楊念如侄女出資鐫刻的《五人義助疏碑》，上麵列出了54位捐資人名單，為首的三位就是張溥提到的賢士大夫吳默、文震孟、姚希孟，另外還有張溥、錢謙益、楊廷樞等。據《吳縣誌》記載，這一行動也得到了當地政府官員的大力支持，巡按禦史祈彪佳還捐出俸錢置買田若幹畝與顏佩韋的父母妻子，“免徭役以供祭享”。很難想象，如果沒有這些士大夫的出麵倡議、牽頭組織、籌措經費，僅靠一般意義上的“蘇州人民”是不可能順利辦好這件事的。
六、關於幾位“賢士大夫”
上述知識性錯誤，不僅出現在教參對寫作背景的介紹中，也出現在教材對幾個“賢士大夫”的介紹中。教材這樣注釋“賢士大夫”：
太史文起文公：太史，官名，翰林的別稱，負責修史等事。文起文公，文震孟字文起，天啟時殿試第一，授翰林院編修，故稱太史。
孟長姚公：姚希孟字孟長，曾任翰林檢討，故亦稱太史。
明清科舉製度規定，翰林院屬官有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庶吉士。其中，進士試一甲第一名（狀元），即授翰林院修撰。明製，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列為史官，故俗稱太史。《明史》中明確記載，文震孟“天啟二年，殿試第一，授修撰”而非“編修”（《明史·文震孟傳》），蘇州“五人之墓”園中所立墓碑的背麵，上鐫有《五人墓碑記》的全文，其文後介紹為五人之墓“立石”者正是文震孟，上麵也明確說其身份為“翰林院侍讀前修撰”。而姚希孟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中進士（名列第三甲第一百二十一名）後，所任的官是“庶吉士”而不是“檢討”（《明史·姚希孟傳》）。明英宗以後慣例，從科舉進士二甲、三甲中，選擇年輕而才華出眾者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稱為“選館”，三年後，成績優異者才可留任翰林，授編修或檢討，正式成為翰林，稱“留館”。但他卻在任庶吉士兩年不到後的天啟初年（1621年），“尋請假歸”，“四年（1624年）冬還朝”，“其明年（1625年），以母喪歸”並被“削籍”為民，到崇禎元年（1628年），才“起左讚善，曆右庶子，為日講官”。至於他“掌南京翰林院”，那則是崇禎三年之後的事了，張溥怎麼會有那樣的“先見之明”而超前為他安排職務呢？正因為姚希孟終其一生都沒有任過“檢討”，而庶吉士又不是史官，所以也就不能稱為“太史”，課文中“太史文起文公”後的頓號應改為逗號。其注釋應該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