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金先生坐車，還需要有這樣的一些了解：金先生坐車有幾個階段，先是坐專用小車；後來因哲學思想遭批判，改坐三輪車；“文革”中怕人議論，又改坐平板車。對金先生坐板車有幾種說法：一是他每星期坐板車去王府井買蘋果；二是用這種方式散步；三是用這種方式代步，教學參考書所附呂叔湘先生的短文也持此說；四是“文革”中“革命派”不許金先生用專車而派了一輛“排子車”（板車）讓他去醫院看眼疾。這些都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去了解金先生其人其事。
大量史料證明，汪先生“對金先生所知甚少”確實是真實情況，既不是謙虛之辭，更不是故弄玄虛。“關於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訴我的”，這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都有具體的體現。簡單對比一下《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與《金嶽霖先生》，我們會發現許多事情都是他對金先生的間接了解：終生未娶，長期獨身；養鬥雞，鬥雞和金先生一起吃飯；到處搜羅大石榴、大梨，和同事的孩子比賽；閱讀廣泛，認為“小說與哲學沒有關係”；談到興濃處，忽從身上捉出跳蚤。包括金先生與王浩在課堂上的對話，也是聽來的，因為汪先生與王浩相識於操場上“練盲腸”（打籃球）時（汪朗、汪明、汪朝，《老頭兒汪曾祺》），兩人雖同級但不同班（王浩在哲學係，汪先生在中文係）。王浩因入學較遲，第一年都沒能選到金先生的“普通邏輯”課，隻在晚自習溫習時才得以向金先生請教問題（劉培育，《金嶽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嶽霖》）。新中國成立後，汪先生主要在北京文聯工作，1958年後又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與金先生沒有什麼交集。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他與沈從文先生交往很多，先後寫了十多篇有關沈先生的文章，而寫金先生的僅此一篇。他在《西南聯大中文係（紀念一個特別的存在）》中提到了許多老師，但沒有寫到金先生。
所以，把不同類屬的事情，試圖用同一個“標準”去統一，理解上必然是膠柱鼓瑟，教學時必然會捉襟見肘，破綻百出，難圓其說。
3.所寫事情的條理
許多教師認為此文既然出自大家之手，那就一定文質兼美，所以往往把它當作精美之作來讀，並讓學生從“精美”的角度來欣賞，其實，文章“精美”與否，應由文章本身來說話，而與作者身份無關，我們大可不必為尊者諱。概略地看，文章先寫金先生的外貌，接著寫他上課的情景，再寫他的一些生活趣聞，最後寫他的學術成果。這樣的敘述並沒有嚴密的邏輯順序，不像教學參考書中所說的那樣是“從外到內，由形及神”。更何況，在寫他上課風采時寫了他對林國達的感情，在寫他對哲學的研究時又寫了他捉跳蚤，在寫他與朋友交往時又寫了他對林徽因的感情（當然，他確實和林徽因、梁思成是很好的朋友，但與林徽因又是非同一般的“朋友”）；他響應領袖的號召去“接觸社會”，是生活趣聞，是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抑或是他一直“追求進步”的現實表現？文章好像寫了金先生的方方麵麵，但這些細節性的描寫與敘述在條理上卻又是說不上非常清晰的。教學參考書的編者似乎也已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說汪曾祺是“反反複複，不避其煩地來突出金嶽霖先生的率真”（“率真”與“有趣”有本質的區別，在這裏編者偷換了概念）。選材的不夠集中與筆墨上的不夠經濟所形成的這種“反反複複，不避其煩”，致使文章缺少了謹嚴的章法，給整體感知與文章細讀都帶來了一定的障礙。
教學參考書中還說：“文中時有興之所至、信手拈來的‘閑筆’”，比如寫了聞一多的衣著與痛罵蔣介石，朱自清的穿著，王浩的外表與興趣愛好，“我”為王浩畫像，林徽因的藝術才華，等等，“這些閑筆，增添了文章的意趣，體現了散文自然灑脫的‘散’之美”。這種評價，其實仍然是囿於作者身份而作的評價，因為這些“閑筆”都遊離於所寫人物之外，與所謂金先生的“有趣”無關，屬於節外生枝，旁逸斜出，從行文的條理來看都很難說是恰當的。
眾所周知，所謂的好文章要“材料選得精當一點兒，話說得確切一點兒周密一點兒”，“說話要沒有多餘的話，作文要沒有多餘的文句”（葉聖陶，《文章例話》），隻有遵循了這樣的寫作原則，我們才能判斷文章的“精妙”與否，而不是因為是大家寫的文章，就先入為主地認定為“精妙”之作，對文章進行分析與欣賞時再自我設限、自我框死，而死搬教條、生吞活剝、照本宣科。正由於文章的典範性不夠，所以，如果我們一定要找出一個所謂的“總領句”“核心句”“文眼”來，並說“全文就是圍繞這兩個字（指‘有趣’）生發、展開的”，那隻是編者的一種“閱讀期待”而已，與文章的實際情形相距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