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感傷、憂鬱的特有光彩——《囚綠記》的抒情語態(2 / 3)

正是由於情緒的大起大落,詩人的一顆渺小的心靈開始了對自我行為的深刻解剖與反思,這使詩人發現了生活的哲理、生命的奧秘,也使他發現了詩。詩人明白了,微小的生命正如偉大的存在,一樣應當有權利好好地活著。於是他決定讓“綠囚”出牢,“臨別時我珍重地開釋了這永不屈服於黑暗的囚人”,並“向它致誠意的祝福”,這使他如釋重負,好像一個犯錯的孩子終於有了補過的機會似的。當他懷念著“綠友”,希望能夠和它重逢並請它接納自己的時候,詩人的情緒又一次恢複了平靜。隻不過這是經曆心靈洗禮之後的敦厚、深厚、醇厚,“感情厚實,蘊藉有力,文字格外凝重不浮”,他從一個“隱微的生命提示一個崇高的真理,而這個真理帶著溫暖,很容易就落在我們的心頭”。(劉西謂,《陸蠡的散文》)

通過這意蘊深長的常春藤,詩人率真地把自己的“心靈起伏的痕跡”袒露給了我們。透過這平易、質樸而又深致的文字,我們不僅清晰地感知到了了詩人心靈的起伏、思想的發展和感情的變化,而且觸摸到了他內心深處那渴求光明、渴求生命、渴求希望、渴求快樂的永遠向上的靈魂,感受到了他“璞石一般的心靈”(劉西謂,《陸蠡的散文》)。

二、照亮的是人性的深厚

作為陸蠡散文作品的代表作,《囚綠記》所體現出來的是陸蠡十分自覺而強烈的人生意識。他以極為簡練而優美的抒情筆法,感慨生命的執著與命運的不可抗拒,直逼人類自身的生存困惑,在形而上的哲思追尋中,表達了終極的人文關懷,極大地豐富和深化了其散文的美學意蘊。也許是因為故鄉苦難情境的浸染和孤獨、落寞生活的影響,也許是因為上世紀三十年代西方文化哲學思潮的流行,也許是因為青年時代特有的苦悶與感傷,陸蠡毫不隱瞞地袒露了自己的內心:看到代表生命與希望的綠色,喜出望外;充分享受綠色,感到生活有了新的意義;希望擁有綠色,裝點自己的生活;因心靈發現而釋放永不屈服的“綠友”;為“綠友”祝福,想能夠再見到“綠友”,這是他“懷著無限的希望,從心靈一點的光輝中開始進取”的具體表現(《陸蠡散文選集》)。這是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在孤獨、寂寞中的人生獨語,是一個真誠靈魂的自我展示。這個靈魂是純潔的、善良的、正直的,雖曾有過那麼一點自私,產生過那樣可怕的“魔念”,但卻對自然、對社會、對人生充滿著關愛與不平,因為他深知:“世界上,應有更高貴的東西。”(陸蠡,《〈竹刀〉後記》)於是,“在文字娓娓敘談之中,照亮了人性的深厚”(劉西謂,《陸蠡的散文》)。而一顆可貴的赤子之心,正是照亮其深厚人性的光源。

無疑,陸蠡在《囚綠記》中關注的是在生活的角落裏默默地掙紮著的卑微而屈辱的生命。他在北平的時間雖然很短暫,但他無疑遭遇到了人生旅程上的坎坷,他感到了孤苦、寂寞、鬱悶而又無可排解,而這小小的綠色就正好成為一種最好的自我訴說與情感宣泄的對象,深潛心底的苦難景象、堅貞頑強的生命意誌便自然浸染著他那濃鬱的自我情思,浮現於審美的視野。他似乎暗示了社會自私、冷酷、無愛的真麵目,以其深厚綿長的情感力量打動讀者。在他的筆下,我們不難感受到浸潤於字裏行間的那種深沉淳厚卻又十分複雜的情韻,其中有同情憐愛,有鬱憤不平,也不乏歎息與無奈。常春藤是卑微的,在“我”自私的占有下,它無端地經曆了屈辱和苦難,這種卑微與苦難籠罩在詩人深深的人生苦痛之中。“綠友”孤獨地生,孤獨地死,自由地生長,頑強地抗爭,一切都是命定般的無望與淒涼,一切又都是對命運永不屈服的堅定與剛毅。

陸蠡盡力用情地抒寫常春藤的苦痛與遭遇,也正是對自我苦痛與遭遇的人生感受的寄托與抒發:他要借綠的苦難,映照現實自我之情懷;他又從現實中自我的人生感受出發,去審視、理解綠的苦難人生,在“囚”與“不囚”之中表達了一種深沉的人生惆悵。正是如此獨特的抒寫姿態與表現角度,凸顯出了他為自己自私的舉動而深深地自責,他對常春藤充滿了同情。常春藤“永不屈服於黑暗”的精神正可“表現詩人與黑暗世界的對立、抒寫詩人自己向光明進取的精神”,這種“把對事物的敘寫與哲理性的思考揉合起來,感情的晶淚和深沉的哲思交融為哲理的詩和詩的哲理”(吳周文,《陸蠡與他的散文創作》)的藝術筆法,使文章顯得虛實交融無間,情味深厚蘊藉。我們更要讓學生看到,在人生的最後時刻,麵對凶殘的日寇,陸蠡鎮定自若地反對所謂的“大東亞戰爭”,以生命和鮮血鑄就了他一生中最為壯美動人的作品。一個外表文靜,“忠厚耿介,心地坦誠”(賈曉榮,《陸蠡研究述評》)的青年書生,竟能表現出那麼堅定而強大的精神力量,我們難道不應該從他獨特的人生體悟中,從他對豐富而深沉的精神世界的探索中,從他對自己的無情審視和對人生的深刻反省中,準確深入地觀照、理解、評價這篇美文所呈現出來的憂鬱、惆悵和深刻的時代悲愴與呼喚,進而感知其“絕代散文家”(蔡慶生,《陸蠡傳》)的風采嗎?以此為出發點,我們引導學生準確理解與把握詩人“囚綠”“釋綠”與“懷綠”的心靈軌跡也就不是什麼難事了。相反,如果我們拘泥於某一特定曆史階段,刻意放大其“時代意義”,就不是對文本意義的“拔高”而是“矮化”,就無法把握作者沉鬱的人生感慨和生活向往以及對生命、對人生深深的祝福與希望,進而削弱作品的藝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