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人離不了寫事，而所有的事情都是發生在一定時代中的，時代是人物生存、生長、生活的堅實土壤，離開了對時代風貌的反映，就無法表現人的獨特心理，也無從理解人的一些思想與行為，更無法揭示出作品中所蘊含的民族心理和時代精神，不能展現出形象的典型意義。解讀一篇文章，如果不能發現其中那或隱或現、或明或晦的“時代的影子”，那就不僅使其主體內容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而且會大大地弱化甚至消解其閱讀意義與價值。
老王的謀生本領不高，他隻是一個蹬三輪的，屬於一種極度個體化的自由勞動者，享有的是生產資料私有的個體經濟。無疑，他在“解放前”就從事這項工作了，他也從來不會認為自己作為“單幹戶”而有什麼不對。但是時代變了，標誌著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三大改造”運動在新中國建立初期的1952年就轟轟烈烈地開始了。在一個住房靠組織分配，吃飯、穿衣靠居委會發糧票、布證，工資、福利靠單位發放的組織化程度特別高的社會形態裏，他的這種勞動方式和謀生手段，必然會與當時的“形勢”格格不入並不可避免地發生衝突，他在與滾滾向前的時代車輪“猝然相遇”時就會顯得措手不及。而老王的思想覺悟也同樣不高，其“革命性”明顯不強，他不可能理解這場“革命化”的運動，也不懂得如何做才能“跟上形勢”，這就必然會給他帶來“不幸”。這是他人生的失敗，而隨這種失敗而來的是恥辱感，他沒能使社會信服他的價值，並因此到了自慚形穢的境地。這就是為什麼他說話的口氣總是無奈的，語速總是遲疑的，語調總是低沉的甚至沙啞的的內在原因。
不難理解，造成老王不幸命運的也許有他個人的因素，但最主要的還是社會和時代對他的冷漠乃至拋棄。因為在一個以生產資料公有製為主體的集體經濟模式之下，不可能有他的安身之處，除非他表現得特別的“積極”，但他又是那樣的愚鈍。引人深思的是，他的不幸故事發生在“翻身得解放，當家做主人”的“新中國、紅旗下”，他的身份理應是“領導一切”的“工人階級”，但很明顯，他卻背離了當時的“大好形勢”，而處於社會主流的邊緣。由於種種原因，他“腦袋慢”，“沒繞過來”，也就是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沒有把握社會發展的脈搏，沒有跟上潮流變化的節奏，在“晚了一步”之後，就再也“進不去了”。當“三大改造”劍指私有製和個體勞動的曆史性變革運動來臨時，其“進不去”的原因可能是較為複雜的，除了他的思想認識跟不上之外，也許是他的曆史出身有些問題，也許是他的生活經曆有點複雜，也許是他的社會關係不夠清白，也許是“黨”的宣傳、動員工作不夠細致，也許是他無意得罪了某個小小的權貴……種種無法說清、無從探尋的原因，使得他遊離於社會體製之外，被淹沒於曆史洪流之中。不在體製之內，也就意味著他沒有一定的身份，沒有讓人羨慕的地位，還要屢遭人們對他的白眼、蔑視與譏諷，連他的“田螺眼”也要被人們莫名其妙地詛咒，當然也就不能獲取“當家做主人”的尊嚴與自豪了。這就埋下了他不幸的種子，注定了他命運的多舛、生活的窘迫、處境的艱難、地位的尷尬、精神的無助，使得他成天生活在“失群落伍的惶恐”之中。
寫人離不了寫事，而所有的事情都是發生在一定時代中的，時代是人物生存、生長、生活的堅實土壤，離開了對時代風貌的反映，就無法表現人的獨特心理，也無從理解人的一些思想與行為，更無法揭示出作品中所蘊含的民族心理和時代精神，不能展現出形象的典型意義。解讀一篇文章，如果不能發現其中那或隱或現、或明或晦的“時代的影子”，那就不僅使其主體內容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而且會大大地弱化甚至消解其閱讀意義與價值。
老王的謀生本領不高，他隻是一個蹬三輪的，屬於一種極度個體化的自由勞動者，享有的是生產資料私有的個體經濟。無疑，他在“解放前”就從事這項工作了，他也從來不會認為自己作為“單幹戶”而有什麼不對。但是時代變了，標誌著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三大改造”運動在新中國建立初期的1952年就轟轟烈烈地開始了。在一個住房靠組織分配，吃飯、穿衣靠居委會發糧票、布證，工資、福利靠單位發放的組織化程度特別高的社會形態裏，他的這種勞動方式和謀生手段，必然會與當時的“形勢”格格不入並不可避免地發生衝突，他在與滾滾向前的時代車輪“猝然相遇”時就會顯得措手不及。而老王的思想覺悟也同樣不高，其“革命性”明顯不強，他不可能理解這場“革命化”的運動，也不懂得如何做才能“跟上形勢”，這就必然會給他帶來“不幸”。這是他人生的失敗，而隨這種失敗而來的是恥辱感，他沒能使社會信服他的價值，並因此到了自慚形穢的境地。這就是為什麼他說話的口氣總是無奈的，語速總是遲疑的，語調總是低沉的甚至沙啞的的內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