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理解，造成老王不幸命運的也許有他個人的因素，但最主要的還是社會和時代對他的冷漠乃至拋棄。因為在一個以生產資料公有製為主體的集體經濟模式之下，不可能有他的安身之處，除非他表現得特別的“積極”，但他又是那樣的愚鈍。引人深思的是，他的不幸故事發生在“翻身得解放，當家做主人”的“新中國、紅旗下”，他的身份理應是“領導一切”的“工人階級”，但很明顯，他卻背離了當時的“大好形勢”，而處於社會主流的邊緣。由於種種原因，他“腦袋慢”，“沒繞過來”，也就是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沒有把握社會發展的脈搏，沒有跟上潮流變化的節奏，在“晚了一步”之後，就再也“進不去了”。當“三大改造”劍指私有製和個體勞動的曆史性變革運動來臨時，其“進不去”的原因可能是較為複雜的，除了他的思想認識跟不上之外，也許是他的曆史出身有些問題，也許是他的生活經曆有點複雜，也許是他的社會關係不夠清白，也許是“黨”的宣傳、動員工作不夠細致，也許是他無意得罪了某個小小的權貴……種種無法說清、無從探尋的原因，使得他遊離於社會體製之外，被淹沒於曆史洪流之中。不在體製之內，也就意味著他沒有一定的身份，沒有讓人羨慕的地位，還要屢遭人們對他的白眼、蔑視與譏諷，連他的“田螺眼”也要被人們莫名其妙地詛咒，當然也就不能獲取“當家做主人”的尊嚴與自豪了。這就埋下了他不幸的種子，注定了他命運的多舛、生活的窘迫、處境的艱難、地位的尷尬、精神的無助，使得他成天生活在“失群落伍的惶恐”之中。
其實，他所“惶恐”的還不僅僅是缺乏一種歸宿感，他還成天生活在擔憂之中，他擔憂的是“處在無法與社會設定的成功典範保持一致的危險中，從而被奪去尊嚴和尊重”，這種擔憂的破壞力極大，它足以摧毀他“生活的鬆緊度”，因為在一個瞬息萬變、“左禍”橫流的時代，他賴以“活命”的“破舊的三輪車”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被“以集體的名義”而上交或沒收；他也會因為冥頑不化地走“單幹”的道路而隨時有被“揪出來”批鬥的危險。其實因為他隻有一隻眼睛，人們已經“不願坐他的車”了，他也因為享受不到社會或單位的福利待遇而活得很艱難了。不但如此，他甚至還會擔憂“自己所處的社會等級過於平庸，或者會墮至更低的等級”（阿蘭·德波頓語）。這不，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為了迎接尼克鬆訪華，因“樹立國家形象”的需要，所有的“坐人欠文明，不能讓美國人看”（呂叔湘）的載客三輪車都被取締了，他當然無法幸免，隻好“把他那輛三輪改成運貨的平板三輪”，由“送人”而降格為“送貨”了，他的生活水準也大大下降，“維持生活”都有很大的困難了，“幸虧有一位老先生願把自己降格為‘貨’”，讓他運送，他的生活也才能“湊合”著過下去。與“失群落伍”相比，這樣的境遇對老王的打擊可以說是毀滅性的，所以時間不長，他很快就病了，而且病得很重，竟至時隔不久就離世而去了。
我們幾乎無法理解，在大家都去“走集體化道路”的時候，老王何以能夠繼續“單幹”？在偉大的首都北京，為何還有這樣被人忽視、遭社會拋棄的個體存在？在人民都在歡呼雀躍地謳歌“我們走在幸福的大道上”的時候，為什麼還有如此悲慘的人生遭遇？答案也許是多樣的，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思想落後的老王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步伐，一路高歌猛進的曆史車輪把他遠遠地拋在了時代的巨大背影之後，他成了時代發展、社會變遷的一個可憐的犧牲品、一個遺棄者。所以，老王的人生悲劇絕不是他個人的悲劇，而是時代的悲劇、社會的悲劇，這是老王這一人物形象的曆史意義和現實價值。楊絳先生擷取了時代生活之海中的一小朵浪花，借助這樣一個掙紮於社會底層的人的命運，巧妙地演繹著時代巨變下匍匐於地的人們艱難的生存狀態，使我們“能透過這些生活的鏡頭和畫麵，窺視到作家具有豐富內涵的心靈意象和時代曆史麵貌”（《楊絳散文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