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何止老王這樣沒有文化、沒有顯赫身份、沒有一定地位者如此呢？就是一些大知識分子，當政治風雲變幻、曆史巨變發生時不也同樣很迷茫，找不到自己，找不到出路嗎？他們固守已有的文化、思想、人生價值，堅守自己對社會、民族、國家的某種信念，始終堅持“盡管億萬‘咱們’和‘我們’中人素不相識，終歸同屬一體，痛癢相關，息息相連，都是甩不開的自己的一部分”，雖然“經過九蒸九焙的改造”（《楊絳散文選》），卻依然“衣帶漸寬終不悔”，並牢記傳統的為人處世的方式、準則，在試圖與一個自己從沒有想過，更不曾見過的“新”的社會、“新”的價值體係、“新”的社會關係、“新”的治理模式作“可笑不自量”的心理抵製和行為拒絕，那又怎麼可能會有好的下場呢？
在一個大的時代境遇下，原本身份高貴的大作家、大學者也同樣成了“小人物”，與身處社會最底層的普通平民沒有了實際的距離，兩種原本毫無交集的靈魂有了情感的交彙。當人的生命被作為時代的殉葬品，當人的基本權利遭到了肆意的踐踏，當知識分子被剝奪尊嚴、斯文掃地、淪落為“臭老九”的時候，老王這個苦難的靈魂所迸發出來的人性光芒，閃爍著的人道主義光輝，是多麼溫情、溫暖而溫馨啊！正因為有了如此鮮明的時代因素，雖然老王久已離世，盡管楊絳所“懷念的人，從極親到極疏；追憶的事，從感我至深到漠不關心”（《楊絳作品集》），但老王對“我們”的同情甚至友情，卻是“烏雲的金邊”，雖然那“烏雲蔽天的歲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記憶裏不易磨滅的，倒是那一道含蘊著光和熱的金邊”（《楊絳作品集》），那是多麼的彌足珍貴啊！隻不過“我們”在充分享受老王所帶來的關愛時，卻對他的生存狀況除無限同情、無比感念之外就無能為力、徒喚奈何，這或許才是“愧怍”的真實內容。
正是因為楊絳曆經了時代磨難，閱盡了人間世態，所以她對人生、曆史和社會有著極為深刻的理解和真摯、基本的把握。她“深深把握著人生、社會和曆史，但在表層又與所謂現實或時代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楊絳散文選》）。這種“間離”藝術，所形成的直接效果就是容易使讀者對文本中所折射出來的時代風貌有所忽視。她在表現曆史和時代時，其筆觸是非常冷靜的，她不對曆史和時代作直接的評論，而是站在文字的背後，讓文字自己說話。我們讀到的永遠是那些看似平淡的文字，如寫她坐在老王的三輪車上與老王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閑話”；寫“我們”和老王的關係既熟悉又較為陌生，“我們”對老王的生存狀態有點了解但又了解不多，“我們”對老王既有一些關心而又關心不夠；即如寫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們”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和巨大衝擊（如夫婦二人被揪鬥，剃陰陽頭；被迫掃大院、清廁所；下放“幹校”接受勞動改造；女婿被誣憤而自殺等），她僅以老王的一句問話“你還有錢嗎”（其時，他們夫婦已被取消了工資，隻拿生活費）一筆帶過；甚至於老王沒有能夠被“組織”吸收的同時，“我們”也接受了第一次針對“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而進行的“觸及靈魂”的思想改造運動，她都沒有隻言片語的流露；更不用說在“我們”與老王交往的時間段內，所經曆過的曆次政治運動了（從楊絳的敘述可以看出，老王與“我們”的故事橫跨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而其間針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政治運動大大小小有十多次）。
這種“間離”藝術所顯示出來的冷靜，是渡盡劫難之後的洞明，是“萬裏長夢”（楊絳語）警醒之後的超然，是對現實認知與感悟而形成的透徹、冷峻與灑脫。這種冷靜所形成的藝術效果是“至味無味”（老子語）的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蘇軾，《與侄書》）。在經曆過“實現自我、失落自我、回歸自我”（資中筠語）之後，楊絳憶舊卻忘情，有感終無淚，隻能用如此靜觀的筆觸，去含蓄地描寫老王不幸命運及其背後的故事，但她所“咀嚼的是人類的痛苦，她的作品是一部完整的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心靈的曆史”（《楊絳散文選》）。在她“念此私自愧”（白居易，《觀刈麥》）的同時，又何嚐不是一個對時代有著極其敏銳洞察力的知識分子，在表達自己“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責任擔當與家國情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