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無論是秦漢時期對絲綢之路的開辟，還是此後曆代王朝對絲綢之路的拓展與經營，中國政府對與西方世界的探索和彼此交通的發展，始終秉持主動倡導和積極推動的態度，無疑在絲綢之路的開拓上居於主導地位。
2.古代歐洲對絲綢之路的認識
在東方中國開始關注西方並開辟絲綢之路的同時，地居西方的希臘、羅馬及其他歐洲國家，隨著絲綢的西傳也開始了對東方中國以及絲綢之路的關注與探索。如希臘曆史學家希羅多德的《曆史》，曆史學家席摩喀塔的《莫裏斯皇帝大事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的《地理書》，佚名作家的《厄立特裏亞航海記》等；羅馬哲學家塞納的書劄，地理學家梅拉普林尼的《博物誌》，托勒密的《地理誌》，佛羅諾斯、包撒尼亞斯、馬利努斯等人的遊記、史著等。這些作品對蠶絲、絲綢以及絲國和塞裏斯人都有記載和描述。而由絲綢生產、商貿運輸擴及對絲綢之國中國國名的記述和討論，例如秦(Thin)、絲國(Ser)、賽裏絲人(Serres)、桃花石（Tau-gast)等稱謂的出現，進而對到達中國的陸路和海上交通以及沿途山川河流也有論述考證。雖然這些來自於東西方間早期商貿使團間接有關中國與絲綢之路的記述正誤參半，但畢竟在西方人的觀念和視野中，無疑已經有了對絲綢之路最早的概念和認識。
法國著名東方學家戈岱司(GeeCoedes)在其東西交通史名著《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1910)—書中，輯錄了從公元4世紀到公元14世紀前九十多部希臘文、拉丁文著作中關於中國、印度和中亞在內的遠東的文獻。這些種類繁多的曆史文獻對於絲綢之路以及中國的豐富記載，正是中古時期西方人對東方以及東西交通認識不斷深化的產物。後來，以意大利人馬可？波羅的《馬可·波羅遊記》為代表的行紀以及相關著作，反映了西方人對東方和中國及其絲綢之路傳統認識的真實水平。
3.古代波斯、阿拉伯對絲綢之路的認識
曆史上絲綢之路的暢通與發展，東西方彼此的了解，都與地居中國、歐洲之間的古代波斯、阿拉伯地區息息相關。從埃及商人科斯馬斯(as)的《基督教諸國風土記》，到法國著名東方學家費瑕(GabrielFerrand)《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中所搜集的58種伊斯蘭東方文獻，集中反映了8~18世紀伊斯蘭世界和絲綢之路的關係，他們對於中國和東方的了解，對於絲綢之路的認識和利用，都遠勝於西方和歐洲，並稱這一商麵道為“大商路”。
據李明偉統計，在《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和伊朗裔法國著名東方學家阿裏？瑪劄海裏的名著《絲綢之路：中國一波斯文化交流史》中，被引述的相關著述就有伊本？郭達倍《省道記》、蘇萊曼？丹吉爾《蘇萊曼遊記》、阿布·賽德哈散《中國印度紀程》、伊本·麥哈黑爾《亞洲遊記》、馬蘇第《黃金草原》、伊本·巴圖塔《伊本·巴圖塔遊記》、蓋耶速丁《沙哈魯遣使中國記》（又名《蓋耶速丁行紀》)、阿裏·阿克巴爾《中國紀行》（又名《中國誌》)、依斯塔赫尼《風土之書》、依本·華卡爾《道路與王國》、馬克迪西《風土知識最佳指南》、比魯尼、依德利西《地理消遣》、雅庫特《地理辭典》、伊本？巴爾？巴爾迪《奇跡中的珍珠》等。這些作品既對了解絲綢之路的延伸和運行十分重要，也為我們展現了波斯、阿拉伯人憑借地緣優勢和發達的水陸交通居間貿易的真實情況。這對研究東西交通史和西域南海曆史地理至為重要。
由此可見，無論是秦漢時期對絲綢之路的開辟，還是此後曆代王朝對絲綢之路的拓展與經營，中國政府對與西方世界的探索和彼此交通的發展，始終秉持主動倡導和積極推動的態度，無疑在絲綢之路的開拓上居於主導地位。
2.古代歐洲對絲綢之路的認識
在東方中國開始關注西方並開辟絲綢之路的同時，地居西方的希臘、羅馬及其他歐洲國家，隨著絲綢的西傳也開始了對東方中國以及絲綢之路的關注與探索。如希臘曆史學家希羅多德的《曆史》，曆史學家席摩喀塔的《莫裏斯皇帝大事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的《地理書》，佚名作家的《厄立特裏亞航海記》等；羅馬哲學家塞納的書劄，地理學家梅拉普林尼的《博物誌》，托勒密的《地理誌》，佛羅諾斯、包撒尼亞斯、馬利努斯等人的遊記、史著等。這些作品對蠶絲、絲綢以及絲國和塞裏斯人都有記載和描述。而由絲綢生產、商貿運輸擴及對絲綢之國中國國名的記述和討論，例如秦(Thin)、絲國(Ser)、賽裏絲人(Serres)、桃花石（Tau-gast)等稱謂的出現，進而對到達中國的陸路和海上交通以及沿途山川河流也有論述考證。雖然這些來自於東西方間早期商貿使團間接有關中國與絲綢之路的記述正誤參半，但畢竟在西方人的觀念和視野中，無疑已經有了對絲綢之路最早的概念和認識。
法國著名東方學家戈岱司(GeeCoedes)在其東西交通史名著《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1910)—書中，輯錄了從公元4世紀到公元14世紀前九十多部希臘文、拉丁文著作中關於中國、印度和中亞在內的遠東的文獻。這些種類繁多的曆史文獻對於絲綢之路以及中國的豐富記載，正是中古時期西方人對東方以及東西交通認識不斷深化的產物。後來，以意大利人馬可？波羅的《馬可·波羅遊記》為代表的行紀以及相關著作，反映了西方人對東方和中國及其絲綢之路傳統認識的真實水平。
3.古代波斯、阿拉伯對絲綢之路的認識
曆史上絲綢之路的暢通與發展，東西方彼此的了解，都與地居中國、歐洲之間的古代波斯、阿拉伯地區息息相關。從埃及商人科斯馬斯(as)的《基督教諸國風土記》，到法國著名東方學家費瑕(GabrielFerrand)《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中所搜集的58種伊斯蘭東方文獻，集中反映了8~18世紀伊斯蘭世界和絲綢之路的關係，他們對於中國和東方的了解，對於絲綢之路的認識和利用，都遠勝於西方和歐洲，並稱這一商麵道為“大商路”。
據李明偉統計，在《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和伊朗裔法國著名東方學家阿裏？瑪劄海裏的名著《絲綢之路：中國一波斯文化交流史》中，被引述的相關著述就有伊本？郭達倍《省道記》、蘇萊曼？丹吉爾《蘇萊曼遊記》、阿布·賽德哈散《中國印度紀程》、伊本·麥哈黑爾《亞洲遊記》、馬蘇第《黃金草原》、伊本·巴圖塔《伊本·巴圖塔遊記》、蓋耶速丁《沙哈魯遣使中國記》（又名《蓋耶速丁行紀》)、阿裏·阿克巴爾《中國紀行》（又名《中國誌》)、依斯塔赫尼《風土之書》、依本·華卡爾《道路與王國》、馬克迪西《風土知識最佳指南》、比魯尼、依德利西《地理消遣》、雅庫特《地理辭典》、伊本？巴爾？巴爾迪《奇跡中的珍珠》等。這些作品既對了解絲綢之路的延伸和運行十分重要，也為我們展現了波斯、阿拉伯人憑借地緣優勢和發達的水陸交通居間貿易的真實情況。這對研究東西交通史和西域南海曆史地理至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