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9世紀以來西方人對絲綢之路的探險與研究
西方人對於絲綢之路的探險與關注，最初是與帝國主義對中國西北邊疆的蠶食侵入相聯係的，無論是李希霍芬的考察，還是其他人員的探險，都與此相關。所以，對絲綢之路的發現以及沿途大量鮮為人知的文化遺址，文物的發現、西域文明的揭示，實際上隻是探險的副產品。當然，探險者中也不乏真正出於科學目的考察人員。於是，由李希霍芬對絲綢之路的偶然發現而引發的絲綢之路探險的開展，卻演變成一場對中國曆史遺跡與珍貴文物的大浩劫。因此，絲綢之路的發現和探險，最初隻是中國遭受欺淩悲慘命運的又一種文化反映。而這種探險僅僅是在客觀上促進了對絲綢之路曆史與文化的關注與研究。
繼李希霍芬之後進入中國探險的是他的學生瑞典人斯文·赫定。斯文·赫定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先後8次到中亞和中國西部進行地理考察和考古發掘。接著俄國人尼古拉·普爾熱瓦爾斯基、奧勃魯契夫、科玆洛夫、波塔寧，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德國人格倫威德爾、勒柯克，日本大穀探險隊，美國人蘭登·華爾納等一大批探險家蜂擁而至，有的人曾多次深入人跡罕至的西北各地。由此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掀起了在中國西北地區的探險高潮。
上述探險家和學者所進行的探險考察和考古發掘活動，以中國西部特別是新疆、甘肅、青海、內蒙古、西藏、寧夏等為主，也包括內地許多省份和中亞其他國家。通過考察，一方麵發現了樓蘭、米蘭、尼雅、吐魯番、焉耆、庫車、居延、額濟納、敦煌、酒泉、張掖等絲路重要遺址；對塔裏木河、孔雀河、羅布泊等新疆地區的大部分河流和西藏雅魯藏布江江源等河流，包括對新疆、西藏、青海、甘肅、內蒙古各省主要山脈、沙漠等也都進行了考察；出土和發現大批佛像佛經、圖版、簡牘、紙文書、絲綢、毛織品等文物，特別是漢文、怯盧文、古藏文、吐火羅文、古印度婆羅密文、古於闐文、梵文、粟特文、古突厥文等文物、簡牘和文獻。這些收獲，無疑是一次文化和地理大發現，使長期不為人所知的西域和中亞文明第一次展示在世界麵前，這不僅奠定了絲綢之路研究的基礎，而且在國際上引起對絲綢之路研究的重視。
另一方麵，由於這些考察具有複雜的國際政治背景，大多數歐洲探險家都是從本國在中亞的政治目的和利益出發而從事考察的，再加之中國正處於清末民初的社會動蕩期，他們在探險考察過程中，又將新疆等地出土的不少文物、彩塑佛像、吐魯番古物、敦煌壁畫、塑像、銘記、經卷和絲織品盜運出國，造成了中國珍貴曆史文物、文獻的一次大浩劫。
在上述探險家中，不乏熟知東方曆史的漢學家和學者，因此，他們的探險又與考古、資料整理和學術研究結合在一起，不少探險家依據他們的考察發現和獲取的資料，撰寫了不少有關絲綢之路的著作、書籍或考察報告。如斯文？赫定就有《中亞考察報告》、《絲綢之路》、《西藏南部》、《西藏西部》、《中瑞科學考察報告》等多種著作。斯坦因著有《古代和田》、5卷本《西域》、《斯坦因西域考古記》、《西域考古圖記》、《亞洲腹地》等。伯希和有《八世紀從中國到印度的兩條道路》、《在甘肅發現的中世紀的文庫》、《吐火羅語與庫車語》、《中亞史地叢考》等著作，法國國立研究中心等出版的《伯希和考古文獻》竟有27卷之多。格倫威德爾有《1902~1903年高昌故城及其鄰近地區考古發掘報告》、《希臘、突厥斯坦的古代佛教祠堂》、《古代庫車》等作品。尼古拉？普爾熱瓦爾斯基有《從伊寧越過天山向羅布淖爾前進》、《從齋桑經哈密去西藏及黃河發源地》、《從恰克圖到黃河發源地、西藏北部的調查和羅布淖爾橫越塔裏木盆地的道路》等考察報告。
這些探險家基於考察發現而進行的相關研究，首次揭示了古代絲綢之路沿線特別是新疆地區古代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民族宗教、曆史文化、交通路線和中西文化交流活動的基本麵貌；第一次用近代科學方法通過對絲路沿途民族、人種、文化、古遺址、文物、交通路線的變遷、城鎮興廢、經濟社會的考察研究，揭開了絲綢之路的神秘麵紗，初步確定了絲綢之路研究的範圍和方向，為此後絲綢之路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奠定了科學基礎。
西方學者對絲綢之路的早期研究，由於時代背景的複雜和西方學術語境的限製，當他們麵對本可以改寫“歐洲中心論”的東方文明新發現的時候，卻非但如此，反而引向“古巴比倫移民中國”、“腓尼基人航抵山東”、“中國人種西來”、“仰韶彩陶文化西來”、“中國青銅工藝西來”的怪圈之中。這實際上是一個涉及用什麼樣的文化史觀來看待和科學定位中國文明起源的深層問題。這一非正常狀況通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學術研究才得以改觀。
進入20世紀，西方學者對絲綢之路的研究突破了交通史的範疇，開始從文化交流和文明互動的角度進行全麵研究。李明偉總結這一階段西方的絲綢之路研究有五大進展：一是絲路貿易的繁榮，促進了中西雙方的物質文化交流，豐富了彼此的物質文明和物質生活。二是絲綢之路成為古代歐亞民族融合與交流的渠道和紐帶，歐亞間先後興起的眾多古老民族和曆史遺跡是文明史的重要部分，他們的活動深刻影響了歐亞大陸的曆史，而民族融合促進了近現代的多種民族形成，我國西部的民族融合，形成了統一的中華民族心理和國家觀念，這種文化的認同對我國西北、西南邊疆的開拓與穩定，有著極其重要而深刻的意義。三是西方科學技術知識的傳入，是絲綢之路文化交流對中國的重大貢獻。四是絲綢之路的開辟，為各種宗教文化傳播中國提供了條件，對中國的社會結構和思想哲學產生了根本性影響。五是絲綢之路帶來的西域文明對中國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麵產生重要影響。由此，絲綢之路學的框架體係得以建立，西方也開始將東方文化納人世界文明史的核心，絲綢之路研究進人更加科學和繁榮的階段。
5.百年來中國的絲綢之路研究
絲綢之路作為古代中國政府指導而開辟的中西交通大動脈和文化交流通道，她既是中國曆史不可或缺的部分和重要的文化遺產，也是連結歐亞幾大文明的紐帶。對於絲綢之路的研究與開發，自然是中國學術界責無旁貸的責任與義務。中國百年來的絲綢之路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0世紀前半期。隨著西方探險家在西北考察探險活動的開展，中國學者在清代興起的西北邊疆與輿地之學的基礎上，也開始了對絲綢之路的探考與研究。他們憑借本土學者地域之便和雄厚的國學根基，在文獻發掘整理、田野考察、文化與交通、民族與宗教、簡牘文書、少數民族語言與中亞曆史等方麵進行了廣泛涉獵和探究。向達、馮承鈞、黃文弼、張星烺、陳寅恪、陳垣、唐長儒、湯用彤、閻文儒、賀昌群、岑仲勉、季羨林、勞幹、方豪等先生可以說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1927年由在政府部門任職的學者丁文江、翁文灝、李四光等人會同瑞典人斯文？赫定、法國人德日進發起，經南京政府核準，成立由徐炳昶、斯文？赫定分任團長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開始了曆時八年的絲綢之路考察。考察團從北京出發，沿著絲綢之路經河套、寧夏至新疆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先後進行了內蒙古民族學調查和樓蘭古道、羅布泊、塔裏木盆地、甘肅古跡與沙漠、川藏邊境動植物考察。考察收獲頗豐，搜集到大批資料、標本、簡牘、石刻、壁畫和各種古文字的文書及絲織品；由斯文？赫定撰寫的總結性作品《絲綢之路》一書以英文版出版。這是一次在中國政府監管下對絲路沿線珍貴文物進行發掘、搜集並加以妥善保管的科學考察，為我國學術界建立絲路學和以中國為主體開展合作考察研究奠定了基礎。他們的學術研究，在絲綢之路文獻學、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和專門史等方麵大大拓展了絲綢之路研究的視域；“歐洲中心論”也隨之開始瓦解。以上述學術活動為標誌，形成了中國學術界研究絲綢之路的第一次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