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階段是20世紀後半期。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的絲綢之路學術研究進入了新階段。隨著中國考古學的突飛猛進和一大批重要文化遺址的發現及其文明內涵的揭示，獨立起源的中華文明，其具有“超百萬年的文化根係，上萬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文明古國，兩千年的中華一統實體”，並呈“多元一體”發展的生態格局已成為學界共識之後，“歐洲中心論”和“中國文化西來說”的觀點就不攻自破。觀念的更新和思想的解放成為絲綢之路研究破舊立新和科學深入的根本動力，於是，絲綢之路研究進人了全麵豐收的階段。
首先是在國家的大力提倡和支持下，老一輩學者培養和引領一大批中青年學者成長起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他們以紮實的國學基礎和開闊的國際視野投身於絲路學的各個領域，發表和出版了大量論著，取得了輝煌的學術成就。許多著名高校和科研機構紛紛成立專門研究機構，辦專業、設學科、開課程、招收培養研究生，為絲綢之路研究的持續深人打下堅實基礎。絲綢之路考古發掘大批新文獻文物的出土，國外英藏、俄藏敦煌文獻，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羅布泊、吐魯番、居延、尼雅、疏勒河流域出土簡牘文書的出版，為研究提供了超越以往的良好條件。一批專業性和綜合性的學會、協會等學術團體成立；《敦煌研究》、《敦煌學輯刊》、《絲綢之路》等一批學術刊物或連續出版物應運而生；區域性、專業性、全國性與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定期或不定期召開，為絲路研究建立了學術交流的有效平台。體現綜合研究和集體實力的綜合性、專業性、區域性各類研究叢書、辭書層出不窮。多種形式的各類工程、項目以及國內、國際合作開展的考察、研究項目的持續實施和不斷推進，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絲綢之路考察合作項目等，推動學術研究不斷深入。介紹、翻譯西方學者研究成果和研究史料的學術翻譯事業成就突出，為密切國內外學術交流和開闊研究視野發揮了重要作用。所以，多學科、多角度、多層麵、全方位的絲綢之路研究，不僅是專門之學，而且是綜合之學；絲綢之路研究不僅與中西交通史、中亞史、西域史、東方學、漢學（中國學)、敦煌學、蒙古學有機結合，而且進一步延伸到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民族、宗教、語言學等廣闊領域。這標誌著中國絲路學已經完全建立起來。
其次是伴隨著文化熱、地域文化研究的興起和區域經濟發展需要及旅遊業的崛起，絲綢之路學術研究與應用普及結合起來。一方麵伴隨學術研究的深入，運用現代傳媒手段製作有關絲綢之路的多部電視專題片以及專刊、大型畫冊、普及讀物、遊記的播放和出版，對擴大宣傳和普及絲路知識厥功甚偉。另一方麵，西部相關省份將區域文化開發、區域經濟發展與旅遊線路開辟有機結合貫通。通過開辟旅遊線路、立體推介宣傳、舉辦以絲路為主題的文化商貿旅遊節會、組織研究、科考、探險、觀光、休閑、競賽、筆會、采風等多種形式的絲路考察遊等形式，形成了將學術與文化、經濟、旅遊發展有機結合，研究與應用開發有機統一的絲路研究新局麵。
第三階段是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綜合國力與文化軟實力持續増強，我國的絲綢之路研究不僅在原有基礎上碩果累累，而且，在進入新世紀後，又呈現出以重建新絲綢之路為特征的新階段。20世紀90年代，隨著北疆鐵路建成通車，標誌著一條東起中國連雲港、日照等沿海港口，西至荷蘭鹿特丹、比利時安特衛普等地，橫貫亞歐的新亞歐大陸橋全線貫通。由此，我國先後啟動和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構建隴海一蘭新經濟帶（10省區）、黃河上遊多民族經濟開發區、關中一天水經濟區建設。在國際合作中，我國與俄國、絲路沿線中亞五國建立“上海合作組織”，開展文化、商貿、能源、交通等廣泛合作，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合作建設的中哈油氣管道2006年建成運營，並與我國西氣東輸連接；中俄石油天然氣合作與管道建設正在進行。所有這些為絲綢之路研究提出了新問題和新挑戰、新機遇。於是，以資料建設為基礎，以各領域傳統學術研究為依托，以服務我國西部開發、中國與中亞能源文化合作、中西文化交流為新課題的絲綢之路研究就成為進人新世紀的主要發展趨向。
2013年習近平主席先後提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建中國一東盟命運共同體”和重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李克強總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提出“抓緊規劃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我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首次跨國聯合申報的世界遺產項目——“絲綢之路：長安一天山廊道路網項目”，順利人選世界文化遺產。所有這些，無疑是我國深化對外開放，加強區域經濟合作與文化交流的重大戰略舉措，也是古老的絲綢之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再度煥發活力的轉折點，它關乎中國的經濟繁榮、國力增強和民族振興。可以肯定，在信息化時代的今天，一個以公路、鐵路、航空、管道和信息為載體的中西立體交通網絡體係——新絲綢之路，必將在實現“中國夢”的征程中變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