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大規模開墾屯田，元狩四年（前119)，漠北之戰再次大敗匈奴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令居以西亦即河西，河西屯墾由此而始。《史記·平準書》又雲：“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據研究，整個漢代在河西走廊的屯田點主要有令居、番和、武威、居延、酒泉、敦煌等處夂據《史記·大宛列傳》》載，太初三年（前102)，武帝“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條虹酒泉”。泉漢簡也有“使領護纖、酒泉、張掖、武威、金城郡農田官，常平朵調，均錢穀，以大司農丞印封”。可見，河西屯田涉及四郡，規模很大。與此同時，隨屯墾而進行的開渠浚溝，興修水利，史稱‘‘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穀以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從而逐步將河西地區經營成一個重要的綠洲農業區，由此使河西由原來的單純牧區—變而為綠洲魏與傳統牧業兼而有之的經濟區，有力地支撐了贓朝對西域乃至西北國防的開發和經營。
再次是及時設郡置縣。設郡置縣可以說是中原王朝經營新開之地的通例，對河西的經營也不例外。關於河西四郡設置的具體時間，因史料記載的歧異而有不同看法，但大致在漢武帝時先設酒泉，繼設張掖、敦煌，至漢宣帝地節年間再設武威，當可肯定。四郡以及各縣的漸次設立，正是漢王朝對河西實施軍政經營和經濟開發逐步深入和趨於完備的反映。據《漢書？地理誌》記載，西漢在河西四郡共設有35縣，其中張掖、武威各轄10縣，酒泉9縣，敦煌6縣。
這些行政建製，加上設置張掖、張掖居延和酒泉屬國，以安置匈奴等歸附部眾，還有長城以及障塞亭燧等均是設施，形成了河西地區完整的軍政管理體係，有效地發揮了控製和經營河西地區，進而經略西域、強化西北國防的作用。
經濟開發是鞏固國防的基礎。河西地區具有開發綠洲農業和從事畜牧養殖的雙重條件。《西河舊事》雲：“（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裏，南北百裏，有鬆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漢書·地理誌》載：“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經過西漢百餘年的經營開發，河西綠洲農業大見成效，由此成為一個畜牧發達、糧食富足、物產豐饒的經濟區，並成為中原王朝就近籌糧、足食強兵、經略西北國防的重要生產基地。從此，曆代中原王朝無不以河西為基地以就近解決戰馬軍糧之需。
二是拱衛秦隴、經營西域的戰略樞紐。河西地區在我國西北國防體係中，位居樞紐位置，中原王朝經營和開發西域，必以占有河西為根本；而其東秦隴安危，又與河西防務休戚相關；其南北倶為荒漠草原，向來為遊牧民族馳騁放牧之地，若占據河西，即可南北一體，壯大聲勢。故“其地跨越邊塞，保險阻，宜畜牧，自古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也。天下多事，群雄恒睥睨於此”。所以，“欲保秦、隴，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漢人由此而羌戎賓服”。漢置河西四郡，不僅打通了與西域的聯係，也實現了斷匈奴右臂、隔絕南弟的戰略目標，西北國防形勢據此而得以完全改觀。正如向達所言：“漢武帝開河西四郡，立酒泉以為中權重鎮，北控居延，南枕祁連，西有敦煌以為前衛，東有武威、張掖以為後路，卒能擊破匈奴，以雪高祖之恥。時移代易，而形勢依然。”所謂“斷匈奴右臂，張中國之掖”，道理正在於此。
縱觀曆史上對於西北國防的經略，無不與河西安危休戚相關。例如，東漢初年，竇融歸漢後，“光武以中土初定，未遑外略，閉玉門，謝貢獻。明帝時複通西域，耿秉所謂破伊吾，折匈奴左角者也。班氏父子世修其職，厥功炳焉。於是敦煌以東，風塵無警”。再如唐代對於河西的得與失，導致西北國防形勢的根本轉變。唐前期擁有河西，並於西域設四鎮之時，“太宗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蔥嶺，割裂府鎮，煙火相望，吐蕃不敢內侮。……自乾元以後，河西軍鎮多為吐蕃所陷……自是隴阪以西，皆為異境，畿輔震警，烽火時至。蓋河西強兵足食之本也。……甘州……觀其山川，誠河西咽喉……是河西之命係於甘州矣。”可見，唐與吐蕃誰占有河西，誰就控製了整個西北防務的主動。再如在宋夏對峙中，西夏占有河西，“故能以其物力侵擾關中，大為宋患”，也致使北宋在宋夏相持中隻能處於守勢，所以，“涼州不特河西之根本，實秦隴之襟要矣”。
由此說明，隻有占據河西，秦隴安全才有憑借，西域的經營與開發也才有保障。反之失去河西，秦隴頓失緩衝，西域即陷孤懸。正因為如此，漢代以後，曆代中原王朝都十分重視對河西的控製和經營，即使“河西四郡雖間有短時期淪於異族，不旋踵而仍歸於中國，此蓋非偶然也”。
三是“隔絕羌胡”、抵禦北方遊牧政權的重要屏障。河西地區既有綠洲可資屯墾灌溉，又有牧草魚鹽之利發展畜牧，因而，無論以畜牧為生的遊牧民族還是長於農耕的漢族百姓，都可在這裏大顯身手。尤其是在河西走廊南北，俱為荒漠草原，曆來是遊牧民族及其政權重要的牧地和戰略前沿，若占據河西，既可拓展地域，又能擁有河西農牧資源以壯大實力，甚而由北而南掩有青藏高原或由南而北占據蒙古高原，無論是南北不同部族聯為一體，或是南北呼應，結為奧援，都會給中原王朝形成巨大威脅，從而改變西北國防的格局，此乃遊牧政權崛起西北，威逼或進圖中原之前提。
西漢王朝占據河西，既逼迫匈奴勢力退出河西向北收縮，也阻隔了其南下與南弟聯合結盟的路徑，西漢王朝對西域經營的成功和絲綢之路的鑿空，首先就得益於對河西地區的有效管理與經營。曆史上河西南北之間遊牧民族及其政權相互連結、遙相呼應，除了漢代匈奴與諸弟之外，還有北朝時期的突厥與吐穀渾、吐蕃，明清之際的蒙古族與藏族，特別是清初漠西蒙古準噶爾部族勢力從新疆深入漠北、青海，又與西藏上層相策應，河西地區也被和碩特蒙古所占，頓使西北國防形勢整體陷於危急狀態，後在清政府一係列平定叛亂、維護統一的有效措施下才漸次穩定。其時，年羹堯平定羅布藏丹津叛亂，也是先平定河西和碩特蒙古和占有川西，形成對青藏的包圍之後而一舉取勝。河西與青海平定後，年羹堯曾說：“自蘭州渡河而西，莊、涼、甘、肅直抵沙洲，東西二千六七百裏，皆為內地，則南北隔絕，聲息不通。若緣邊迂繞以通往來，則亦力竭而氣衰也。”河西之於西北國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