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奠定了西北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曆史上在河西地區的北、西、南三麵，一直是多民族分布區，其中，在走廊以北先後有匈奴、鮮卑、突厥、黨項、契丹、蒙古諸族分布，而其南則有氐羌、吐穀渾、回紇、吐蕃、蒙古、藏族等族活動，河西西部又為西域諸國以及維吾爾等多民族分布區。在河西走廊地區，除原居於河西後又遷出的塞種、月氏、烏孫和漢武帝以來陸續遷入的漢族之外，還有氐、羌、匈奴、吐穀渾、突厥、回紇、吐蕃、黨項、蒙古峨回、藏、滿等族。可レ膽不誇大地說，河西走廊既是一個多元民族彙聚之地，也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大熔爐，無疑成為民族融合與文化融通的主要舞台。上述各族，作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無論是地居河西走廊，還是環繞外圍，無論是短時間居留還是長期生存於此，在中國曆史發展的長河中，他們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例如西漢以來，在河西設置屬國安置南匈奴，五涼時期的吐穀渾、氐族、鮮卑，唐宋時期的回鶻、吐蕃、黨項，元代以來的蒙古族等，他們在河西長期雜居並與漢族人友好交往的過程中，通過通婚、文化融通和經濟生活的改變，有不少部眾都融合或同化於漢民族之中。因此，河西地區一方麵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和成長中，通過民族融合、經濟文化聯係與交流，關係不斷密切，民族歸屬與文化認同不斷提升，既促進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形成，也奠定了西北民族分布的格局。而在民族融合不斷深化的同時，各族文化多元並存、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在彙聚交融中不斷創新發展，從而為各民族文化和中華文化的發展繁榮源源不斷注入新鮮養料與能量活力。所以，河西地區又是一個民族融合的溶爐與民族文化交融創新的聚合區。
特別是在河西四郡設立以來，漢族及其農耕文化紮根於此，這裏成為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接觸交流和文化融合的舞台。而在中原喪亂之際，如永嘉之亂後，河西一度成為中原漢文化的複興基地。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在西晉永嘉之亂後，“秦涼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續漢、魏、西晉之學風，下開（北）魏、（北）齊、隋、唐之製度，承前啟後，繼絕扶衰，五百年間延綿一脈，然後始知北朝文化係統之中，其由江左發展變遷輸入者之外，尚別有漢、魏、西晉之河西遺傳”。也正因為如此，以漢文化為基礎，複經多民族、多元文化交流融通，而形成了具有河西特色的本土文化。美國學者謝弗曾對唐代涼州（治所在今甘肅武威市）文化的地域性做過這樣的評價：“涼州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爐，正如夏威夷對於二十世紀的美國一樣，對於內地的唐人，涼州本身就是外來奇異事物的親切象征。涼州音樂既融合了胡樂的因素，又保持了中原音樂的本色，但是它不同於其中的任何一種，這樣就使它聽起來既有濃鬱的異國情調，又不乏親切熟識的中原風格。”這段話雖是對唐代涼州文化與音樂中西互補的評論，但將其作為對河西本土文化的特征概括其實也是合適的。
五是絲路交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咽喉孔道。西漢王朝設立河西四郡並著力經營河西地區，目的就是為了打通與西域聯係，實施斷匈奴右臂的國策。而四郡的設立，在張騫出使西域的基礎上又使絲綢之路得以開辟。由此揭開了中國與西方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往來和交流傳輸的曆史新篇章。絲綢之路開辟後，以漢唐大一統強盛王朝為代表，中西之間的聯係、交往和相互影響大大加深加快，這對於中華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和西方文明都產生了巨大影響，甚至改寫了各自的曆史發展路徑。
對此，許多學者都有精彩評析。向達曾說：河西在“海通以前兩千年來，中國與外國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文化上之交光互影，幾無不取道於此”。季羨林先生指出：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這四個文化體係彙流的地方隻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以敦煌為典型代表的佛教藝術，“它是在我國中原藝術傳統、河西走廊本土藝術傳統的基礎上廣泛地吸收了西域各地和印度、波斯灣等外國藝術影響之後，創造出來的具有中華民族氣派的民族造型藝術體係，集中體現了佛教藝術中國化的發展演變過程”。這可以看作是中西文化交流與河西文化創造在當地的一個典型縮影。陸上絲綢之路雖不止綠洲（或沙漠）之路一條，但是，它卻是最為平坦易行和最為重要的一條主幹道。所以，河西地區無疑是中西文化交流之孔道，絲路交通之鎖鑰。
向達先生在赴河西考察後所寫《西征小記》中預言：“河西一地，將來在經濟上究能開發至何種程度，今日尚難預言。唯其在政治上以及經濟上之地位，以之與漢、唐相較，初不因時代之遷移，而失去其重要，此則可以斷言者也。”這也正是我們站在宏觀曆史的大視野下重新審視河西四郡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