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國逐漸出現時，麵目顯得模糊不清，人們同時供奉佛陀和黃老，佛教正是透過這兩種信仰的結合而滲入了中國。從現有史料分析，佛教在西漢末年已經西域傳入中國內地，到東漢以後逐漸在社會上流行。它依附於社會上盛行的黃老神仙方術，得到統治階級上層部分人的信仰，為以後佛教的深入傳播拉開了序幕。因而，如果不斷定具體年月而籠統地說佛教在兩漢之際輸入中國內地，也許更符合實際。
從曆史記錄來看，佛教是經海陸兩條路線傳入中國的。在佛教由陸路傳入中國的過程中，西域起到了連接及中轉的重要作用。西域各國中，安息、康居、靨賓、龜茲、於闐等都曾經是佛教盛行的地方，中國的佛教也正是從這些國家逐步地傳入，而最初來華的很多僧侶也是這些地方的，如康僧會是康居人，而安世高甚至是安息國的太子。佛教從陸路傳播到西域首先在於闐，時間在公元前1世紀。據藏文《於闐國授記》記載，於闐建國以後165年，尉遲散跋婆登位。在他登位的第五年，即公元前38年，克什米爾毗盧折那（Vairota，或作毗盧旃、比盧折那）阿羅漢到於闐傳揚小乘佛教，佛教開始傳入於闐：
初，往昔海子業已幹涸，地乳王子及大臣耶舍等即居於此地，創建國家。地乳王子之子葉護羅王建於闐都城蘇蜜城。自於闐建國一百六十五年後，葉護羅王之子尉遲散跋婆王登基，（其即位）五年，於闐佛法初被，文殊與彌勒二者領悟此於闐為三世諸佛之不共(佛土），彌勒乃受生為人，化為尉遲散跋婆王；文殊則化為比丘尊者毗盧折那，來至宿業與煩惱究竟之聖地讚摩睢梨林，作於闐眾生之善友，且創製於闐語，教示予牧童等；（尊者）亦以於闐字母教人，爾後，佛法出現。
於闐原來不信佛教，有印度商人帶來比丘毗盧旃，毗盧旃請佛顯靈，於是於闐人始信。“比丘”是佛教名詞，意譯“乞士”，因初期佛教徒以乞食為生而得名。20世紀初期，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在新疆尼雅廢址中，發現了一些木牘，上麵用梵文雅語書寫成段的佛經，這些木牘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1世紀，與上述傳說時間一致。說明佛教傳人於闐不久，梵本經典就已利用中國特有的書寫材料加以傳抄。因此，從文獻材料和考古材料都可以說明，佛教傳入中國境內是在公元前1世紀，即西漢中葉。
在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中，西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域各國包括印度、月氏、安息、康居的高僧陸續來華，傳譯佛經，白馬寺被後世稱為佛教的“祖庭”。東漢建都洛陽，洛陽成為絲綢之路的新的起點和終點，也成為佛經翻譯的一個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佛教的考古發現還集中在中國西南部的四川，如樂山麻浩崖墓中的佛像石雕、樂山柿子灣墓中類似的佛雕，綿陽何家山1號墓中青銅搖錢樹上的五個佛像，什邡白果材東漢墓畫像磚上的佛塔，彭山崖墓中刻在搖錢樹陶座上的佛像，所有這些發現的年代都集中在東漢末年。因此有學者提出，佛教傳入中國，除了傳統的北路之外，可能還存在著另一條南路。佛教很可能由往返於中國西南部與印度之間古商道上的旅行者或香客們傳入，而且時間可能早於北路。
隨著佛教傳入，佛經的漢譯工作也同時開始，來華傳教的高僧紛紛到洛陽從事譯經。佛教教義在五天竺和西域流傳的早期，都沒有定本，在佛經翻譯初期，一般先由外國僧人背誦佛經原文，再由懂西域語言的中國居士、僧人或文士譯成漢語，筆錄下來。據佛教史學者研究，至東漢末時漢地所譯佛經已達192部，共395卷。佛經翻譯有的是由官方組織，有的則是民間自發而成，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可以說是中國大規模接受外來文化的開端。佛經翻譯不僅是一種宗教經典的傳譯，又是哲學理論的翻譯，同時也是一種文學的翻譯。因為佛經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學故事和形象的比喻，佛經翻譯中語言轉換本身也是一種文學意義的表達。例如東漢時《法句經》已有維祇難的譯本，安世高翻譯過《鱉喻經》、《五陰譬喻經》、《七處三觀經》和《道地經》，支婁迦讖翻譯了《雜譬喻經》，其中都有豐富多彩的比喻。佛經中精彩的比喻對豐富中國文學語言起了積極作用。曹操《短歌行》詩中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比喻，把人的生命比作早晨的露水，卻是佛經中已有的。三國時康僧會譯《六度集經》中有雲：“猶如朝露，滴在草上，日出則消，暫有不久，如是人命如朝露。”作為文學，佛經經過翻譯自然逐漸為中國文學所吸收，並融入中國文學中去，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
來華的傳教高僧主要有印度的竺法蘭、攝摩騰、竺佛朔、維祗難、竺律炎、竺大力、曇果、曇柯迎羅等；大月氏的支婁迦讖、支曜、支亮、支謙等，“支”即月氏，表示來自大月氏；安息的安清、安玄等；康居的康巨、康孟祥、曇諳等。他們大多以國為姓，與漢地沙門和信徒合作翻譯佛經。
安世高是中外關係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名叫安清，字世高，本是安息國王子，而且已經繼承了王位。但他的興趣在於研究佛學，因此把王位讓給了他的叔叔，開始遍遊諸國，大約在桓帝初年（公元147或148年），沿絲綢之路來到洛陽。從此他的後半生便在中國度過，前後大約三十年。他聰明好學，很快學會了漢語，“宣譯眾經，改梵為漢”。他把當時一些僧人翻譯的佛經加以整理，編為七章，取名《道地經》，還寫出佛學論文集39篇。據釋道安《經錄》記載，他自“漢桓帝建和二年（148)至靈帝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現存22部。有人說他譯經共95部，現存54部。他宣講佛經，令人信服，翻譯佛典，不需轉解，而“義理明析，文字允止”。他的翻譯涉及大、小乘佛教經典，南朝高僧道安為之作注，流傳很廣，影響很大，對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傳播和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因此有人認為他是東漢最成功的佛典翻譯家。在中國，他到過荊州、豫章、廬山下的尋陽（今九江）、揚州、丹陽、會稽、廣州。這也正是佛教傳入中國後，從洛陽向南方傳播的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