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在翻譯佛經的同時，由他口授，弟子辨機記錄，共同完成《大唐西域記》一書，該書詳細記載了玄奘在取經途中親曆和聽說的138個西域國家或城邦的情況，詳細記錄了各地地理、交通、氣候、物產、民族、語言、曆史、宗教、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各方麵的情況，對了解和研究古代中亞、南亞的曆史，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尤其是該書還成為重建印度古代曆史的最重要的資料，不僅眾多印度古代社會、曆史的著作主要依據《大唐西域記》保留的資料寫成，甚至印度著名的那爛陀寺遺址，也是根據《大唐西域記》記載的線索發掘和複原的。通過玄奘的西行取經及其佛事活動，印度遣使與唐往來，並由此將中印文化交流推向新的高度。
2.王玄策出使印度、尼泊爾
玄奘到印度中天竺（摩伽陀國）時，其國王屍羅逸多（即戒日王）介紹了唐朝的強大及太宗的雄才之後，促成屍羅逸多在貞觀十五年（641)遣使入唐，太宗命雲騎尉梁懷瓛持節撫慰，由此開始了唐派使者代表國家出使印度之舉，而在使者之中，王玄策無疑是最傑出的代表。
梁懷瓛首次出使印度後，屍羅逸多複遣使隨唐使入朝。於是，貞觀十七年(643)三月，太宗再命衛尉丞李義表為正使，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為副使，率隨從22人，經唐蕃古道送天竺使節返國。同年十二月，抵達摩伽陀國，國王屍羅逸多率眾拜受唐太宗敕書。王玄策一行曆遊天竺各地，並於貞觀十九年（645)正月二十七日在著名的靈鷲山勒銘留念，同年二月十一日，又“奉敕”在摩訶菩提寺立碑。王玄策是一個虔誠的信教者，他所到之處拜謁佛教聖地，瞻仰佛祖遺跡，同時細心考察中天竺及周邊國家地理形勢、風土人情和中印交通情況。貞觀二十年（646)，王玄策一行經婆羅國（今尼泊爾）返回長安。
不久，唐太宗又派遣使團前往印度訪問，遂命王玄策作為正使，率副使蔣師仁等三十餘人攜帶大量禮物，於貞觀二十一年（647)，再次出使五天竺。王玄策帶領使團到各天竺訪問，“其四天竺鹹遣使朝貢”。隨後他們到達中天竺，當時適逢其國王屍羅逸多去世，其臣阿羅那順篡位自立為王。王玄策一行到達，阿羅那順不僅不歡迎，反而發兵拒唐使，並劫奪諸國貢物，王玄策及從人悉數被擒。後玄策與副使乘機逃脫，商議前往吐蕃、泥婆羅以朝廷名義借兵助戰，得到應允。於是吐蕃發精銳12000人，泥婆羅國出7000騎，隨王玄策還攻阿羅那順。在該國民眾的支持下，“玄策與副使蔣師仁率二國兵至中天竺國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阿羅那順棄城而遁，師仁進擒獲之。虜男女萬二千人，牛馬三萬餘頭匹。於是天竺震懼，俘阿羅那順以歸”。事平後，王玄策於貞觀二十二年（648)五月回到長安。
顯慶二年（657)，唐高宗複遣王玄策出使天竺，目的是“往西國送佛袈裟”，即將佛袈裟送往天竺。王玄策在出使印度期間，除了完成贈送袈裟的任務之外，又一次遊曆各地，參拜佛教聖跡。他曾往吠舍厘國宮城西北六裏寺塔的說淨名處，該寺東北有塔，是淨名故宅基，多靈跡，其舍由磚砌成。他“以笏量之，止有一丈，故方丈之名因而生焉”。“方丈”一詞由此就成為僧侶居室的代稱，進而寺廟殿宇的主持僧侶也被稱為方丈，這一名詞一直沿用至今。顯慶四年（659)王玄策一行在婆栗闍國，受到國王歡迎，並為唐使設種種雜技表演。顯慶五年（660)九月二十七日到摩訶菩提寺，十月一日離開此地返唐，龍朔元年(661)初回到長安。
3.義淨與慧超的印度求法活動
在中印之間的往來者中，除了玄奘和王玄策之外，著名的還有義淨和慧超。義淨是與法顯、玄奘齊名的求法高僧，繼玄奘之後，他於鹹亨二年（671)從家鄉齊州（今濟南一帶）南下揚州再至廣州，與徒弟二人從海路曆經兩年到達印度，在耽摩立底國學習梵文，一年後到達中印度，來到玄奘當年求學的那爛陀寺，苦讀十年。垂拱元年（685)，他返回時遇到山賊劫掠，財物經卷損失殆盡。義淨又返回耽摩立底國，再至達室利佛逝國，一邊訪學高僧，一邊翻譯梵文佛經。他苦於缺少筆墨紙張，又曾返回廣州，搜求筆墨紙張並邀請幾位僧人同行回到達室利佛逝國，共同抄寫佛經。在朝廷支持下，義淨與助手們合作翻譯了大量佛經，並撰寫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兩部著作，還編寫了我國第一部梵文著作《梵語千字文》。義淨的海上通往印度之行，引發了經過海上絲綢之路前往印度尋求佛教文化交流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