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超本為古朝鮮人，他自幼來中國久居。開元七年（719)，慧超在廣州與金剛智大師相會，後相約於開元十一年(723)出海至東天竺，後遍曆中、南、西、北天竺，尋訪聖跡、高僧，探究佛教經義。後輾轉中亞諸國，越蔥嶺，於開元十五年（727)到達安西，又開始在天山南麓對西域的考察訪問，對八世紀初唐與吐蕃、突厥、大食在西域的交往多有了解。特別是他對西域各國政治、宗教和唐與西域的文化交流有更為深人的了解。其考察五天竺及西域的成果均編人慧超所著的《往五天竺國傳》一書。
4.中印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傳播
大唐國力強盛和持久的和平局麵，為中印之間密切的人員往來和不少求法高僧的西行活動提供了便利，因而，雙方之間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響遠遠超越了前代。
就物質文化而言，除了蠶絲此前已經傳入印度之外，在唐代從中國傳入印度的有紙和鋼、白銅、磁土、綾帛、茶、梨、桃、肉桂、黃連、大黃、土茯苳等。從印度、尼泊爾傳人中國的物品，主要是通過遣使貢獻而進行的，王玄策第一次出使歸來時，屍羅逸多遣使獻“火珠及鬱金香、菩提樹”；這次出使經過泥婆羅即尼泊爾時，曾受到其國王那陵提婆的熱情接待。次年（647)，泥婆羅國也“遣使入獻波棱、酢菜、渾提蔥”、“波稜菜”就是今天的菠菜，直到現在它仍是最常食用且營養價值很高的蔬菜之一。王玄策第三次到印度時，被賜予真珠、牙佛塔、舍利寶塔、佛印等物品。而從印度傳人中國最主要的當為蔗糖及其生產方法，史稱戒日王與唐通使後，“使既西返，又敕王玄策等二十餘人，隨往大夏，並贈綾帛千有餘段。王及僧等數各有差，並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東夏。尋雌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石蜜”即蔗糖，廉糖生產攤的傳入，織國製糖業的發展無疑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思想文化方麵，唐代求法僧侶不僅前往印度求法修業，而且也將漢文佛經帶往印度，玄奘就曾將《大乘起信論》譯為梵文在印度流傳。《續高僧傳》稱：
“《起信》一論，文出馬鳴，彼土諸僧，思承其本，奘乃譯唐為梵，通布五天。
斯則法化之緣，東西互舉。”可見，這樣的佛事活動，並非中國僧人的單向學習，而是在學習求法的基礎上，還有雙方佛教經典義理的交流互動。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印度，不僅宣揚了“大唐之淳化”，而且還著意在天竺宣傳道家傳統經典《道德經》。他在迦沒路國時，對其國王童子王介紹道家學說的來曆與要旨，童子王興趣大發，要求得到老子像與《道德經》，於是，太宗令玄奘與道士蔡晃、成英等三十餘人共同將《道德經》翻譯為梵文，“奘乃句句披析，窮其義類，得其旨理，方為譯之”。這一翻譯工作，雖因佛、道信徒相互爭論不決而未果，但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是值得珍視的一件大事。含光和尚開元年間前往天竺取經，天寶六載（747)返回長安，後在五台山與天台宗和尚湛然談起西域佛法流傳情況時論及天竺有一高僧，曾向他詢及天台宗創始人智顗著作的情況，表示對天台教法十分欽仰，再三叮囑含光“或因緣重至，為翻唐為梵附來，某願受持”。含光認為這是因為“南印土多行龍樹宗見，故有此願流布也”可見，雙方的宗教文化交流廣泛而深入。
在藝術文化交流上，中印在繪畫和音樂兩個方麵亦有往來交流。王玄策第一次奉使時，曾帶畫工宋法智等同行，法智等人在天竺專門從事臨募佛像的工作，臨摹作品“巧窮聖容，圖寫聖顏，來到京都，道俗競模”王玄策還從天竺帶回佛像範本，不僅被廣泛“模寫”，而且被收藏於宮禁之中。包括玄奘在內的求法高僧，學成回國時，往往攜帶佛經和佛像等，這些既有利於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也對中國美術與雕塑藝術的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玄奘即將回國時，與鳩摩羅王一起覲見戒日王，戒日王談起他聽到中國有《秦王破陣樂》，不知秦王為何人，為何如此受人讚揚？玄奘就當朝皇帝李世民即位前為秦王，安邦定國、驍勇善戰，即位後雄才大略、治國有術的事跡及其來龍去脈娓娓道來。故他深受民間百姓擁戴，於是，民間模擬其戰陣動作，歌頌他的武功的《秦王破陣樂》即由此而來並廣為流傳。戒日王因此對唐太宗深感欽佩，並說“聞其雅頌，於此久矣”。《秦王破陣樂》迅速在天竺得以傳播。出於對大唐王朝以及太宗的仰慕，戒日王遂遣使入唐，唐亦派王玄策等出使印度。可知唐朝與印度間的文化交流信息頗為迅捷，而且唐朝音樂舞蹈也對印度產生了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