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薩珊波斯金銀器、玻璃器等對唐朝金屬製造業產生了積極影響。從五六世紀以來，薩珊波斯金銀器、玻璃器就已輸入中國各地。目前可以確定的波斯金銀、玻璃器皿出土地主要有山西大同、寧夏固原、西安何家村、廣東遂溪、湖北鄂城、洛陽關林等地。這些由波斯輸入中國的金銀、玻璃器皿，特別是其中幾件具有濃厚薩珊波斯風格的銀器，對唐朝金屬製造業產生了重要影響。其直接反映，一是金銀器皿大量出現，唐代以前中國的金銀器皿製造業並不發達，而至唐代，金銀器皿的數量驟然增加。二是在唐代金銀器皿中，在器型、紋飾方麵則保留了典型的薩珊風格。唐代金銀器的裝飾紋樣主要為珍禽瑞獸和以團花、寶相花、折枝花、纏枝花為基本模式的植物圖案。除此之外還吸收了大量在紋飾上的外來紋樣，主要有立鳥紋、翼獸紋、聯珠紋和摩羯紋。如唐代長杯就明顯模仿了薩珊長杯多曲的特征；金銀器的凸紋裝飾工藝，常見的動物形象多增添雙翼，並在四周加麥穗紋圓框，即所謂“徽章式紋樣”，這種飾樣在陝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飛獅六出石榴花結紋銀盒”和“鳳鳥翼鹿紋銀盒”盒蓋上的翼獅及翼鹿紋飾，就明顯屬於徽章式紋樣。三是薩珊玻璃器對唐代玻璃工藝也產生了影響。在洛陽關林唐墓出土的細頸瓶，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中的凸圈玻璃杯等，都是典型的薩珊玻璃器。在敦煌壁畫中，可以見到85件玻璃器皿的畫圖，其中可以認定為薩珊波斯或羅馬進口的玻璃器皿為69件，占總數的80%，可知外來玻璃器皿是很受當時人們青睞的，也必然對唐代玻璃器皿的製造工藝產生影響。唐人這種對異域文化的吸收、改造、融合的文化態度拓展了本土文化藝術的寬度和廣度，為本民族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再次是波斯使者、商人居留中國。如前所述，波斯流亡政權國王卑路斯作為波斯都督府都督曾長期居留唐室，後死於京城。其後，還有國王長期居留內地。隨著人員往來日益增多，在長期的經濟、文化交往過程中，有大批波斯人進入中國，既有從陸上絲綢之路前來中國長安、洛陽等地的使者、商人，也有從海路來到東南沿海各港口的波斯商人，而且都數量都不少。有的人長期居留中國從事商貿活動，有的就定居下來，如唐末五代時的李珣家族就是一個典型代表。李珣屬於唐代入華的波斯人後裔，即在中國出生的所謂“土生波斯”。在黃巢起義攻陷關中後，李珣的父祖在廣明元年（880)隨唐僖宗人蜀，授率府率。率府率是東宮侍衛之官氣則他的祖先已是可以接近皇帝的宮廷侍從。李珣家族可能是一個以經營“香藥”貿易的家庭，故李瑰弟弟李琺以專門從事香藥買賣為務。因此之故，李珣受家族影響而精通醫學，他本人寫過一本名為《海藥本草》的藥物學著作，專述唐朝的外來藥物。而李珣在曆史上主要是以文學修養和詩詞成就為人所知，他創作的《瓊瑤集》，是已知最早的詞人專集，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瓊瑤集》原書已佚，但在《花間集》和《尊前集》這兩部著作中，共收錄了其詞作54首。由於李珣漢文化修養極高，遂以賓貢及第，成為少數取得進士資格的胡人之一。李珣的妹妹李舜弦也是一位才情出眾的女詩人，曾是蜀後主王衍宮中的昭儀，她創作的詩歌留傳下來的有《隨駕遊青城》、《蜀宮應製》、《釣魚不得》等頗受時人稱讚。
其次，薩珊波斯金銀器、玻璃器等對唐朝金屬製造業產生了積極影響。從五六世紀以來，薩珊波斯金銀器、玻璃器就已輸入中國各地。目前可以確定的波斯金銀、玻璃器皿出土地主要有山西大同、寧夏固原、西安何家村、廣東遂溪、湖北鄂城、洛陽關林等地。這些由波斯輸入中國的金銀、玻璃器皿，特別是其中幾件具有濃厚薩珊波斯風格的銀器，對唐朝金屬製造業產生了重要影響。其直接反映，一是金銀器皿大量出現，唐代以前中國的金銀器皿製造業並不發達，而至唐代，金銀器皿的數量驟然增加。二是在唐代金銀器皿中，在器型、紋飾方麵則保留了典型的薩珊風格。唐代金銀器的裝飾紋樣主要為珍禽瑞獸和以團花、寶相花、折枝花、纏枝花為基本模式的植物圖案。除此之外還吸收了大量在紋飾上的外來紋樣，主要有立鳥紋、翼獸紋、聯珠紋和摩羯紋。如唐代長杯就明顯模仿了薩珊長杯多曲的特征；金銀器的凸紋裝飾工藝，常見的動物形象多增添雙翼，並在四周加麥穗紋圓框，即所謂“徽章式紋樣”，這種飾樣在陝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飛獅六出石榴花結紋銀盒”和“鳳鳥翼鹿紋銀盒”盒蓋上的翼獅及翼鹿紋飾，就明顯屬於徽章式紋樣。三是薩珊玻璃器對唐代玻璃工藝也產生了影響。在洛陽關林唐墓出土的細頸瓶，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中的凸圈玻璃杯等，都是典型的薩珊玻璃器。在敦煌壁畫中，可以見到85件玻璃器皿的畫圖，其中可以認定為薩珊波斯或羅馬進口的玻璃器皿為69件，占總數的80%，可知外來玻璃器皿是很受當時人們青睞的，也必然對唐代玻璃器皿的製造工藝產生影響。唐人這種對異域文化的吸收、改造、融合的文化態度拓展了本土文化藝術的寬度和廣度，為本民族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