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選結果出來了，東嶴“五七學校”有五個學生被選拔到一市區集訓。我僥幸中選，據說作文成績頗為突出，受到當時批卷老師褚正德老師的溢美。
文科班寄托在一市小學複習。大約三十來名學生，集中了越溪、七市、官嶺、東嶴、沙柳五個公社“五七學校”的優秀生，還有幾個1977年沒有考中的“老三屆”參與旁聽。
老師們果然文采精華，不同凡響。教語文的陳京花老師披一頭幹淨的短發，開始給我們講主、謂、賓，定、狀、補，她的粉筆字極其斬截幹脆，大有男性豪氣。那時寧海到一市的公路剛通，我寫了一篇作文，可能是有感而發，頗得陳老師的好評，但對於命題作文，拙於應付，陳老師又不免為我擔心。顧鴻安老師教我們文言文，印象殊深。他在60年代就發表語文教學論文，經過十年“文革”，在課堂上講授文言文教學的心得。語言帶著方音，但思維嚴密，翻譯細致，聽來頗為解渴。葉可宏老師據說畢業於南京大學，教我們曆史。葉老師平日梳個大背頭，頭發油光可鑒，紋絲不亂。穿著雪白襯衫，皮帶高束在胸口下。一口寧海城關的口音，抑揚頓挫又慢條斯理地給我們講“南北朝”。教我們數學的是金達潤老師，這是一個口才極好而頗具鼓動性的老師，戴著一副高度近視眼鏡。我們這班人初高中連在一起都沒讀過幾天書！他對我們不知幾何、三角、代數的基本常識很是詫異。隻好不厭其煩，從頭講起。有時候我們實在聽不懂他的內容，雙眼遲鈍，神色茫然，一些同學腦袋耷拉，夢會周公。他會停下授課，給我們講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可能是他滲入了自我的感受和發揮，陳景潤故事在我們前麵栩栩如生。當我們精神蘇醒，意識到榜樣的力量時，他再接著講他的三角函數。可能是受了他的感召和鼓動，我幾乎是從零起點，惡補數學。
那時書籍紙張奇缺。連複習做題的草稿紙都難得到，我們便用黃褐色粗紙裁開裝訂成本。據說當年印高考試卷的紙張沒有，也是鄧小平拍板，把印《毛澤東選集》的紙先挪用了。這在當時，是需要多麼大的膽量和魄力。如果你在上海等大城市有親戚，搞到一套高考複習用書，那就等於一隻腳邁進了大學門檻。我們的複習資料都是老師一塊鋼板、一支鐵筆、一張蠟紙刻寫而成。今天一張，明天一張，漏下一張，連忙抄寫。然後裝訂成冊，視為至寶。班裏有一個學生，出身書香。有一本《語文基礎知識》，惹得同學目光炯炯，垂涎三尺。
寢室在一棵柚子樹旁邊的廂房裏。我們就在樓板上打地鋪。比起原先山馬坪的地鋪來，好得多了。二三十個人，一人一張草席，一床棉被。晚上熄燈，中學的操場上或者小學的天井裏，淡淡的星光下往往遊走著幾個夜讀的學生，在背誦地球的“公轉”和“自轉”、“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夜讀歸來，要小心翼翼地黑暗裏摸索前行。否則踏醒同學，絆倒自己，是要驚醒一片的。有趣的是，在沉睡者中間，有一個姓金的同學，每夜夢囈，口中念念有詞，背著政、史、地。這個同學果然考到浙師院政教係，後來成一個口才極佳、辯才無礙的教師。
高考開始，並不驚天動地。學校沒有急救車，校門口沒有如堵的人流，報紙上沒有連篇累牘。家人仍然在田地裏幹活，老父仍然在大隊的“石牛欄”林場種茶。語文生字詞填空，填了幾個，空了幾個。作文的準備，完全白費，《橋》斷了、《窗》關了、《燈》滅了——一篇《速度問題是政治問題》的縮寫。那時根本不知縮寫為何物，隻好東抓一點，西取一詞，拚湊成篇。當我寫到這裏，恢複高校考試的第三十二次考試，正在進行。這是浙江省進入新課程的第一次高考。徒弟發來短信，作文是根據歌詞《綠葉對根的情意》寫一篇作文。從《速度問題是政治問題》到《綠葉對根的情意》，作文開始從政治的奴仆逐漸獲得了獨立的生命。不知今天的侄女能夠考到幾分，事先經過了解，她比我當初的語文悟性要好。我那時語文隻考了54.5分，現在居然充當起語文教師來了。
而數學，本來期望就低，我采取“零敲碎打”的策略：從頭到尾，慢慢看來。能做就做，不懂就過。實在無分可得了，便在桌上稍事休息，已經做到無怨無悔了。後來據金達潤老師講，我的數學高考成績是班裏最好的，真是奇跡。我後來跟我兒子吹牛的時候，兒子問我考了多少。我說，據說是57.5分。兒子當時就“哈”的一聲笑了起來。後來我看到了當年錄取的正式分數，發現數學是61分。便向兒子更正，兒子反問道：“61分比57分高幾分啊？”
英語是自願選考的，並不計入總分。我們連漢語拚音都不知道，二十六個字母都難以記全。當時有一個上海知青留在一市中學教英語。我們也去試聽，習慣了方塊字，對於蝌蚪文大為抵觸和陌生。記不住國際音標，我們便發揮圖畫的特長，學習“Again”便畫了一隻鴨，嘴裏叼著一條魚。老師叫我們起來讀單詞，我們讀作“Atain”，令老師大惑不解。原來“ge”和“ta”在我們一帶的方音都是“用嘴叼著”的意思。吃力地跟了五六節課，終於放棄了。
政、史、地就是考背誦的功夫。重要的名詞解釋早已倒背如流，解釋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大題目老師也早有準備。運氣還在曆史上。考曆史前的一個晚上，隨便翻書，翻到朱元璋采用了謀士的建議“廣積糧，緩稱王”，就想起全民背誦如儀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最高指示。不禁思忖，毛澤東也抄襲朱元璋啊。不料第二天恰好考到這個題目。
五門課程，考了300多分。不久通知政審了。政審雖然重在個人的政治表現，但家庭成分也是重要一欄。不知怎麼回事，政審有一點問題，說是一個舅舅在台灣。政審的人下到村子裏調查，才知舅舅是當年被國名黨軍隊在海上帶走的。同行的還有我的父親和同村的其他人，他們僥幸上岸取水才得以逃回，都可作證。
很久沒有通知書的消息，究竟是身體不合格還是那個台灣舅舅問題呢，我望眼欲穿，幾次打電話到公社郵電所詢問消息，反正沒有來自省裏的通知書，不久也就死心了。我又上到父親的林場，幫助他們砍柴鋤草、種茶施肥。有時候挑著鬆木劈成的柴爿，走十多裏山路，到一市集市上賣，補貼家用。每到傍晚時分，我和幾個上了年紀的村民坐在林場小屋的空地上，聊這一片山水的陳年往事。鬆風陣陣，明月晚照，遠處的三門灣若隱若現。
一段百無聊賴的山居日子過後，一市中學開學了，而且辦了複習班。父親說：“去複習吧，賣柴積下還有幾個錢。”於是我帶著鋪蓋，又一次來到一市中學。期盼的心思沒有了，我到處搜羅複習資料。記得當時三門新華書店有好些難得一見的好書。有一次放學間隙，我揣著2元錢，徒步從一市走到三門，買了《中東曆史》和《非洲地理》。回去路上，遠望人散樓空的跳頭祠堂，經過初中日日走過的十裏長堤，不禁感觸叢生。回去寫了一篇長長的所謂散文，在幾個要好的同學之間傳閱。因為當中流露出頹廢消沉的情緒，教語文的陳老師讀到後，找我談話，要我積極向上。
大概三個星期後，我正在上課，有人叫我，出去一看，門口站著同村的表兄黃才明。他手裏拿著一個牛皮信封，著急地說，送到石牛欄林場，你父親告訴他你在這裏，又送到這裏。我謝過他後，接過信封，上印著“浙江省高等學校招生委員會”的字樣。打開一看，是寧波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科的入學通知書。
我不知道是如何走回教室的，不知道如何跑到教師辦公室的，不知道怎麼一會兒又到鎮上大姐的家裏的，也不知道怎麼一下子又翻越山嶺到了父親所在的林場的，也不知道怎樣跋山涉水跑到家裏的。“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從山馬坪高處看，旗門港周邊皆是群山峻嶺，從西北邊的一市，到東南海邊的武嶴，山路坎坷，人跡罕至。我懷揣著牛皮信封，猶如帶著一個動力無窮的引擎，一個下午就輕鬆穿越了。
我是應該高興的，也是深感僥幸的。中國從1966年6月停止了高校招生考試，一直到1977年10月恢複高考，整整十一年，多少人的青春被耽誤，多少人的權利被剝奪。鄧小平決定恢複高考，當年全國有570萬考生參加高考，錄取27.297萬，錄取率隻有4.79%。1978年全國610萬考生參加高考，錄取40.2萬，錄取率也隻有6.59%，而我有幸成為其中之一。我不禁感歎，在中國，人的命運何其偶然和渺小。如果當年鄧小平不再複出，就不會有1977年的高考，如果沒有1977年恢複高考，幾代人的命運又將被改寫，如果不是鄧小平改變了我們的命運，今天我們就不可能重上山馬坪，作為一個僥幸者，登高望遠，重溫舊夢。
江河萬古流，青山依舊在。三門灣，靜靜地沐在夕陽之下，真是一幅立體的山水畫。這一帶在五代十國至北宋期間，有著輝煌的航運業。那些豪門大族，航運巨擘，在這裏揚帆起航，乘風破浪，抵達高麗和日本。其中往返於寧海東嶴和日本的周氏家族，是活躍在這裏的民間航幫的傑出代表，曾為千年前的中日文化交流作出過巨大貢獻，如今也被永恒的潮汐衝刷得不留絲毫痕跡。浙江電視台曾專門製作過一期節目《發現東嶴》，主持人亞妮在旗門港的塘壩上與方梁君對話，在鄉村元宵中采風，在老街巷陌中低回，企圖尋覓東嶴當年那些海運航幫的影子，但不免空手而歸。而這塊土地上的“五七學校”同那些航幫相比，簡直是彈指一刹那。
是的，山馬坪的校舍很快湮滅，當年的學生也已走遠。但旗門港依舊潮起潮落，生生不息；山馬坪依舊花開花落，茶樹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