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回憶錄 第三節 解放戰爭時期
堅持——北撤
虞天石
蔣軍進逼 準備堅持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無條件投降後，一直逃避於敵人後方的“國軍”卻耀武揚威前來浙東爭奪勝利果實，向我軍進逼。
8月23日，國民黨浙保第一、第二兩團圍攻我鄞縣自衛大隊。我方傷亡10餘人，為顧大局撤出。浙保繼續進攻，我方忍無可忍於28日自衛反擊，將其擊潰。
9月上旬，國民黨第三十二集團軍3個軍的先頭部隊進抵杭甬一線；16日，國民黨軍接受日軍投降，其一〇七師進駐寧波地區；18日，國民黨軍一二三師進占餘姚城關，同日，國民黨集團軍前進指揮部開會部署“綏靖”行動計劃。第六區專員俞濟民即委投敵殺民的宋清雲為寧波總隊副總隊長並代慈溪縣縣長；宋部何久峰部又在日軍幫助下到莊橋重築碉堡。28日，國民黨軍一二三師一個團進攻周巷，我軍被迫反擊，斃其團長，俘200餘人。下旬，未被殲滅的偽軍搖身一變成為“國軍”，複占慈溪莊橋（現屬寧波市）和鎮海莊市一帶。在此之前，國民黨莊市區區長已率其部隊到莊市殺人放火，濫捕人民。
9月14日，浙東區黨委發出緊急通知：國民黨在城市落腳以後，可能向我方進攻，尤其三北地區，因此內戰在即，應作堅持鬥爭準備，並向最壞處打算。18日，浙東區黨委根據中央和華中局電示又發出指示：內戰不可避免，應采取有效辦法，進行必要準備，爭取主動，對付最壞環境。接著，三北中心縣委發出反內戰指示：三北鬥爭環境可能更加緊張複雜，號召全體同誌在思想上、工作上、組織上作好最充分準備，以極大的勇敢和無比的決心，迎接這次內戰。縣委接到緊急指示後，當即召開慈鎮縣委會議，商討執行措施，決定：一、在敵強我弱地區，撤退平時出頭露麵的幹部到安全地另行分配工作；派當地還不認識的人去接替工作，找職業隱伏下來，多交朋友，不樹敵人，公開場合不露麵或少露麵；二、這次幹部大調動，目的在“堅持鬥爭”，既能堅持，在可能條件下又要鬥爭，堅持是為了鬥爭，鬥爭又要便於堅持；既不能隻問條件，事事處處畏懼；又不可不問條件，隻憑一時稱快，冒險進攻。其他對於武工隊設立，群眾的動員、安排，特別對於各區領導幹部的物色談得最多。縣委分別和沈宏康、許梅生、林之山等談話，詳細說明情況，告以鬥爭的方式方法及應注意的問題等。
就在此時三北中心縣委書記黃知真告訴我，要有單獨行動，即帶領一部分不適宜隨軍行動的幹部（主要是女幹部、有些是區委、有的待產、有的帶著孩子）等，經上海去蘇北，要我快回去準備，其他事不要管了。我要求隨軍，未被允許。
乘風破浪，直達吳淞
9月20日後，我們從龍山碼頭乘機帆船赴滬。同行的有王大政（慈鎮中心縣委書記李樂山妻子）、虞和珍（黃知真妻子、丈亭區委委員，正待產）、虞和英（我的妻子）、樂溪影（鎮海縣縣長戚銘渠妻子）、李倜民（黨員幹部）、愛國民主人士朱祖燮（曾任我慈鎮姚抗建工作推進會常委兼建設科長）、鄭振英（龍山鎮鎮長）、周聯奮（龍山區婦女會會長）、趙鶴九（曾任龍山區區長）以及王永芳、虞金迅、洪品高等10餘人。
海上風浪逐漸增大，好多人不習慣乘海船，吐得一塌糊塗。虞金迅、洪品高兩人不會暈船，在船頭上放哨觀察。船老大用心駛船，幸未出事，安全到達吳淞口。我們估計吳淞口可能有國民黨檢查，再叮囑同誌們清理所帶之物，把一切可能與政治有關的書本、衣著都棄之大海。進吳淞口未遇檢查，順利上了碼頭，由朱祖燮叫了一輛大客車，10餘人都上了車，到淮海路嵩山路口停車。朱自己乘車走了。有些人各自去找親朋安頓。虞金迅與我分手時，我對他說：“你可找個職業，也可幫助做些聯絡工作”。不久，他即進入中國文化投資公司工作。
我們由王永芳陪同到他妻舅家中（嵩山路嵩山裏），住的房子較大，他是商人，開了一爿煙雜店，比較爽朗大方，因此招待得較好。這一夜，我們就在他家裏打地鋪。他自己去店裏睡，舅媽也把床讓給大肚子虞和珍。舅媽她勤勞忠厚，很重感情，對我們各方麵照顧得很周到。因我們人多，如住旅館容易引起敵人注意，而此處又不能久住，容易引起不測，必須化整為零，當時對此頗費心思。
在嵩山裏住了個把星期，就分散了，在我大哥家住一二人，二哥家住二三人，王永芳另一親戚家也住了二三人。其間也搬了幾次“家”。我采取“打遊擊”住法，住過大哥、二哥家，也住過趙鶴九堂弟店堂裏及他親戚家（全家返鄉，我與趙合鋪睡），還多次住在虞金迅工作的公司裏。
當時法幣貶值，物價飛漲，一日數變，上午能買個大餅的錢，到下午就買不到了；上午能買1升米，下午隻能買到半升。我們把帶來的錢寄存在王永芳的妻舅家，誰知他妻舅為了賺錢，竟把我們寄存的錢拿去做生意了。後來我們要用錢時，問他要，他說一時付不出，有時也給一點，使我們的生活發生困難，變成有錢卻又去借錢。大哥、二哥（虞國範，下同）那裏都去借過。三哥比較勢利，政治上也不怎麼可靠，怕他走漏風聲，沒去借錢、住人。
由於我們失於算計，也由於客觀環境關係，吃了苦頭。當時考慮：如把錢放在銀行裏，可能會引起注意，發生意外，而且照樣貶值；做生意吧，我們都是搞政治的，不會做生意，放著吧，看著飛漲的物價，這些錢每天都在貶值，既然是同鄉，就由他們去做生意吧。誰知會發生這些意外事情。
其間，虞和珍臨產住院，產後要恢複健康，隻好又向永芳的妻舅要錢，仍未完全如願，使同誌發生困難，實覺愧疚。此時，黃知真曾派人送來戒指，也集中使用了。
同誌相見，提高信念
有許多原慈鎮、慈姚等同誌也先後北撤來到上海，聞我在滬，都想見見麵，了解些情況。其中有馬丁（張道時，原浙東縱隊司令部參謀，因病留下），他妻王綏英與虞金迅同為鳳湖中學教師，通過金迅找我了解北撤情況。我和他在小東門他嶽母家見麵，由金迅在外麵放哨。我談了些政治、軍事形勢，他所要了解的主要也是這方麵問題和北撤途徑等，看來他信心增強了，準備設法歸隊，談後分散，未作決定，後聞他去廣東找老關係。還有忻一波（黨員幹部）夫婦，忻正患肺病，吐血甚多，身體虛弱不堪，他們痛哭流涕，一定要與我同去蘇北。我見他走路也蹣跚不穩，到了蘇北既不能工作，還可能被拖累，不能為黨工作，反增加黨的負擔，權衡輕重，沒有同意。經耐心反複說明道理，勸他還是回鄞縣東錢湖故鄉休養，養好了黨會來找他或他到三北找黨，那裏有我黨地下活動，為解決他經濟困難，給他們一筆休養費。他們戀戀不舍地離開了。後來他果然到三北找到了黨，不久被任命為龍山區區長，可惜解放初在國民黨登陸騷擾時不幸被捕犧牲，追認為烈士，立碑於三北施公山。鄭若穀（黨員幹部），他要先赴蘇北，還帶上戀人同往。我帶了一筆錢由二哥家去法大馬路（現金陵路）鄭的住處，不料雪上遇霜，給鄭的和給其他人的錢，全部在車上被扒，簡直無以對鄭，隻好分頭再想辦法。許梅生，雇農出身，黨性極強，要見我之心極切，我和他在八仙橋電車站會麵。他原是被組織決定留下任觀城區特派員，因平時工作出色，敵聞其名，到處搜查他，被迫轉移到了上海。我對他說：“你樣子完全像農民，堅持條件是具備的，搞農民工作又是內行，應當根據組織決定設法回去，到別處先當雇工，等立腳穩了，找到組織再開始工作。”他經濟有困難，我給了些錢，也作路費。後來他回去與黨聯係上，工作搞得很好。解放後因積勞成疾，不幸病逝。其他還有胡漢庭、江傑、虞劍虹（華天■）、陳祖勳、陳文舟、邱琦等等許多同誌。見麵地點各異，見麵的主要目的是使他們在思想上堅定信心和理想，加強努力。原決定留下進行地下鬥爭的，認真地勸其回去，易地隱蔽，找職業潛伏，秘密地找組織關係（告訴他們一些線索和辦法）；原決定北撤的，動員繼續北撤，告以可行的途徑，分頭各自進行，以安全第一，不可冒險。要打扮成家庭婦女或行販走商，以利行事。這個工作花了我很多時間、精力，每到一處，必須四麵察看，確定無可疑跡象時，才能上前見麵或叩門，也有的見麵幾次，幸而所到之處均未發生意外。隻是經濟因而更加捉襟見肘，顯得更拮據了。這些同誌後來都未掉隊，有的同誌回原地堅持鬥爭，有的北撤，無一人變節。
找路覓款，全體北撤
1946年元旦已過，春節逼近，虞和珍產後健康大致恢複，大家心急火燎，歸隊心切。在此之前，我已仔細選擇途徑，訪問去過蘇北的浙東韜奮書店王祖紀，雖有途徑，但無向導，人員一多，也不安妥。後來知道虞積英（同鄉）與地下黨有關係，通過她，我會見那位同誌，他拿一本書，我拿一枝花，在複興公園後門會見。對上暗號會見後，於前門分手。路徑雖談了一些，但仍無向導，經濟也未能解決；後又以做單幫為名會見我二哥的蘇北朋友，也問不出一條安全途徑；最後，想來想去，還是自己派人去華中局，一可實地考察一下途徑，二可直接向華中局要求幫助。派誰去呢？我是這裏10幾個同誌的領頭人，不能離開。後來想到李倜民，因他父親李琯卿曾是青年黨領導成員（後脫離），伯父是上海有地位的資本家，就是出了什麼事情也容易解決。他又年輕瀟灑，扮成醫藥商人也較妥當。這樣，既可給解放區帶點急需藥品，又可把信帶去，一舉兩得。於是同李談了，李向其伯父借了錢，說是去做生意的；我寫了一封給華東局領導譚震林的信，要李大模大樣拎著皮箱乘火車而去。果然一路順利到達蘇北，見到了譚震林，李把信交出，譚震林寫了回條給我。回來路上也未遇到麻煩，李倜民不負使命安全回滬把條子給我。上麵寫著要我去威海衛路××裏找×人，問題可望解決。我立即前去，見到兩位“富家小姐”，原來她們都是政治交通員。她們向我介紹了一個專跑蘇北的商人，說此人很可靠，經濟上也作了安排，路上他說怎樣你們就怎樣做；有麻煩由他出麵打交道。果然不錯，此人很精明能幹，由他規定時間和地點，集中後乘公共汽車走，還特別關照與政治有關的東西不能帶，路上大家裝成不認識，盤查起來各講各的。集中地點在四馬路的“中洲旅館”。聯係好後，我一家家通知，又向大哥、二哥借了些錢。為安全起見，我先去那個旅館察看一番，熟悉周圍環境，認一認要乘的公共汽車。出發那天一清早，我們各自從住處坐三輪車到達集合地，馬上就乘上公共汽車。一路上因是正常的班車，幾次遇檢查都順利通過，偶有受阻，忐忑不安，幸均未發生問題；直到江邊碼頭，這是一個大關口，幸而向導應付自如，亂哄哄上輪船過江到了南通，住進一家事先約好的旅館，老板與商人顯然很熟。他安排了幾個房間，並關照夜裏如有檢查，不必緊張。午夜，果然來檢查，但我們住的幾個房間都沒有進來，虛驚一場，也就東方發白了。第二天，那商人又幫我們租了幾輛獨輪車（當地人都是坐這種車的），將路線交代清楚，一路上竟也未受到任何檢查。我們遠遠看到小學校上空飄著紅旗（一塊紅綢布），知道日思夜想的“家”快到了，這麵紅旗招引我們這些遠道險地歸來的孩子，並將指引我們這些滿身塵土的孩子走上新的征途，我們不禁潸然淚下，想到這裏還是白區，又急忙把淚擦去。轉彎抹角到了如皋縣城。縣長××同誌請我們吃了飯，住了一夜；第二天派車送我們到東台。東台是蘇北的經濟中心，陳丕顯夫婦請我們吃了晚飯；隔天，又派車將我們送到淮陰華中局所在地，時值冬季，在招待所住了幾天，虞和珍同王大政及其妹妹、兒子坐車去了山東（黃知真和李樂山當時在那裏），我們全留了下來。因當時正在“和談”，一個和平民主的新階段可能到來。我們的活動經費來源靠收取黨費還遠遠不夠，要靠其他各種途徑，做生意就是其中一種。組織上認為我曾當過職工，懂一點生意經；再說呂炳奎留在華中計劃辦公司，他是我的上級，又隻他一個人，故要我們留下給他做幫手。這樣，呂炳奎當了總公司經理，我當分公司經理，後來為了加強總公司黨的力量，被調任總支書記，分公司就交其他同誌負責。和英也跟著一起在總公司任會計。
（選自《解放戰爭時期寧波地區革命史料》第一卷）
依依惜別三北情
趙嘉斌
我出生在一個貧困的鹽民家庭，小時候住在庵東鹽場（現慈溪市東二四灶浦）。我父親趙成友在郭靜唐的領導下參加了鹽民運動。他們與鹽霸進行過堅決的鬥爭。由於種種原因鹽民運動失敗了，我父親帶我們全家逃到了定海瀝港曬鹽。這件事情對我影響很大，在我的心裏埋下了革命的火種。不久，日本鬼子占領了定海。我們又回到了龍場地舍。那時候我們全家9口人，可以說上無片瓦，下無寸土，住在破廟洋山殿。地主知道後又把我們趕出了破廟，隻好在伏龍山西坡蝙蝠洞附近搭了兩間茅房，生活困難到了極點，父親在貧病交迫下離開了人世。
我從小在父親的影響下，慢慢懂得了革命道理。1941年春天以後，餘姚、慈溪、鎮海等地相繼被日本鬼子占領，使我從小就目睹了日寇、漢奸的暴行。這個時候，三北地區形勢發展很快，共產黨領導的部隊陸續到來，開辟敵後抗日根據地，抗日烽火燃遍了三北大地。龍場地舍也有了黨的抗日組織，我就積極投身到民兵活動中。1945年5月初，在稅務張夫同誌的介紹下，我到太平閘村參加稅收工作。這時候，太平閘有上海船隻停靠閘附近，運到三北的東西有煙、酒、糖、布匹等雜物。沒過多久，日本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抗日根據地軍民無不歡欣鼓舞，到處沉浸在歡呼勝利的喜慶之中。
為了爭取國內和平，毛澤東主席等中央領導同誌與蔣介石進行和談，最後簽訂了《雙十協定》。這段時間我們的任務變動很大，為了適應新形勢，黨指示我們除少數地方黨政幹部隱蔽堅持外，其餘全部撤離浙東。
當時我們的稅務主任叫葉伍，根據上級的指示，把一部分征稅人員，還有一部分地方工作人員帶到了庵東，參加政治學習和軍事基本訓練等，叫我當他的通訊員。9月底我們來到相公殿東北四灶浦集結，準備北撤時，我母親知道後，趕到我們的出發地哭著不讓我去，而我堅決要求跟著隊伍走。經過葉伍同誌耐心幫助說服，我母親終於同意我走了，她拉著我的手說：“你一定聽黨和領導的話，好好幹革命，早點回來。”當我們要登船時，得知消息的人們紛紛趕了過來，從人群中傳來嗚嗚的哭聲，人們喧嘩起來，他們紛紛拉住我們的手說：“你們快點回來”“不要忘了三北”“我們很快會打過來的”……聲音不絕於耳。大家的眼眶濕潤了、模糊了……船慢慢離開了海岸，大家的心對三北依依不舍。不久海上刮起了台風，我們在船上的大部分同誌暈船，吐得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經過與台風的搏鬥，第二天天亮時我們到達了奉賢。上岸後就步行走了一天，馬上又乘船渡過長江到達江蘇啟東。我們繼續北上，最後到達了江蘇北部漣水地區。浙東北撤的隊伍在整編中編為新四軍第一縱隊第三旅和新四軍獨立第一旅。我當時被分配在縱隊政治部當公務員。不久調入縱隊偵察營當偵察員。從此，這支浙東人民子弟兵彙入全國解放大軍的洪流中。
（選自《三北風雲》第十三期，有刪節）
在鎮北平原隱蔽堅持一年間
沈宏康
一、抗戰勝利，奉命到莊市堅持
（一）抗戰勝利，內戰爆發
抗戰勝利前一年的1944年冬，日本侵略軍為了防禦盟軍登陸，在莊橋建造飛機場，沿山地區大挖坑道，偽軍宋清雲、姚華康部已在澥浦、河頭、汶溪、莊橋等地大築碉堡。為了鬥爭需要，經上級批準，決定將慈溪縣莊橋區東部的汶溪、駱駝等4個鄉和鎮海縣龍山區山南的澥浦、清湖、灣塘等8個鄉，新組建一個沿山區。11月，我奉命調任中共沿山區委組織委員。1945年8月15日，日本國宣布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普天同慶。這時每天傳來鼓舞人心的好消息：8月17日，新四軍浙東縱隊開始對拒絕向我投降的日偽軍發動進攻，橫掃了杭甬線兩側除餘姚、慈溪（慈城）兩個縣城以外的所有據點；20日又以閃電之勢向寧波進軍，連續攻克鄞西集仕港、黃古林、鳳嶴等偽軍據點；21日下午，攻克西成橋，直逼寧波西郊，寧波城區解放指日可待。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國民黨頑固派從各方來“摘桃子”了，三十二集團軍副司令陳沛率九十八軍從天台向寧波趕來，浙保3個團從奉化方向壓了過來；顧祝同秉承蔣介石旨意，動用美機空運部隊到京、滬、杭接管日偽機關、財產，利用日軍，收編偽軍，準備發動全麵內戰。進占在奉化江口的浙保企圖圍攻我們，我主力部隊被迫自衛還擊，浙東內戰實際上已經開始。9月14日區黨委發出反對內戰的指示。20日，國民黨鎮海縣莊市區長邱友三率部搶占了我莊市區，戰火燒到了我慈鎮縣境內。
（二）潛入敵占區，準備反內戰
9月20日，我被緊急召集到縣委所在地的龍山區莊黃開會。21日，縣委傳達了反內戰指示。當時我感到很吃驚，抗戰勝利形勢很好，國民黨頑固派為什麼又要挑起內戰？我看到連夜從莊市撤出來的區委組織委員包雪浪，她頭發蓬鬆，神態憔悴，要找鎮海縣委書記吳祥田（虞天石）彙報莊市發生的白色恐怖情況。吳祥田把我也叫去，一起聽彙報。包雪浪說：“昨天（20日）上午，我們莊市區署在貴駟鎮召開全區慶祝抗戰勝利、要求和平、反對內戰的萬人大會，國民黨莊市區區長邱友三帶了300餘名武裝，從鎮海縣城竄入五裏牌，下午到臨江鄉。當時參加貴駟鎮萬人大會的中河鄉民兵隊長王善令（候補黨員）到沿江偵察情況時，即遭邱友三部當場用刺刀慘殺，王高呼共產黨萬歲；正在理發的江防隊隊長趙玉清（黨員）被抓後當即被割去兩隻耳朵，趙堅強不屈，又被砍頭懸首示眾；江防隊指導員屠永年（黨員、民運同誌）發現敵情後躲在煙囪裏，也被抓捕，敵人用刺刀戳穿他的鎖骨，用鐵鏈鎖住，解往餘姚。邱友三部進駐各鄉鎮後，到處搜捕地方黨員和民兵、幹部，許多麵目已紅的村黨員、幹部紛紛離家去外地隱蔽。”吳祥田說：“浙東是蔣介石老家，敵人勢在必爭。就慈鎮來說，邱友三占了莊市，宋清雲重入慈東，姚華康搖身一變，成了‘國軍挺進隊’，已率部到了澥浦。區黨委指示，準備作最壞打算，要精簡機構，加強主力，堅持原地鬥爭。莊市與寧波、鎮海接壤，又是平原，無山區可隱蔽，鬥爭將是殘酷的。現在，公開的機關、部隊和幹部都撤出來了，但是我們一定還要派人進去。包雪浪是女同誌，而且麵目很紅，不再適宜留在莊市區工作了，縣委考慮你（指我）是男同誌，身體又好，雇工出身，在莊市那邊沒有公開工作過，人們對你不熟悉，因此決定你進去堅持工作，你意見如何？”我當即表示服從組織決定。吳祥田還對我說：“莊市區實際上已被敵人控製，所以你隻能采取地下活動方式，不能公開身份，灰色隱蔽，單線聯係，負責聯絡農村黨員，準備反內戰鬥爭。縣委任命你為中共莊市區委組織委員，但區委已全撤離，實際上你就是特派員。”吳祥田就叫我改名換姓。我說：“改群眾化一點，叫朱阿祥吧！”接著就討論到誰的家裏落戶。包雪浪和莊市區委民運同誌中心支部書記兼同德鄉支部書記伍一商量後，提出同德鄉三門頭徐家應王村的翁善根家作為我們的落腳點較為理想。她說：“翁善根是今年6月剛入黨的候補黨員，未擔任過公開職務，麵目未暴露，人比較可靠；家裏隻有一個老母親，一個正在讀書的阿弟，還有一個老雇工韓生發在他家靠老，人口不多，社會關係簡單；他家靠近團橋，但不屬於團橋鄉管轄。雖然靠近大路，卻是一個三四戶人家的小村子，地方偏僻，老百姓叫這個村子為‘老鷹生蛋’的地方，冷落得很。”吳祥田又問：“宏康同誌以什麼身份作掩護為好？”伍一認為現在快收割晚稻，就說是割稻客人吧。吳祥田對我說：“任務很緊急，你晚上就翻山過去，進入莊市區，縣委決定派區常備隊護送你。”又對伍一說：“你要負責陪宏康同誌安全進入翁善根家裏。”又囑咐包雪浪：“你把莊市地方黨員名單交代給宏康同誌。”包雪浪就把一隻香煙殼子拆開，在空白的一麵匆匆寫了莊市區21個黨員名單交給我並說：“莊市區環境這樣緊張，時間這麼緊急，無法詳細介紹了，而且現在大部分地方黨員為避邱友三抓捕，已紛紛外撤隱蔽，你隻好在以後再慢慢去了解情況和聯係了。”
龍山區常備隊、伍一和我在21日當夜翻山過去，深夜11點鍾光景，部隊行至駱駝橋附近時，黑暗中突然一聲吆喝：“哪一個？”這分明是遭遇了敵人，常備隊立即做好戰鬥準備。敵人查問後立即開槍，常備隊乒乒乓乓還擊起來，打了十幾分鍾，邊打邊撤，槍聲漸漸息了下來。伍一對常備隊長說：“敵人已經發現我們了，我們在一起目標太大，你們馬上回三北，由我陪他去。”伍一和我就穿過小路到了團橋附近，摸進一間孤零零的破舊樓房，樓上堆放著稻草，我們兩人就在稻草堆裏休息了一會兒，拂曉前伍一陪我找到了三門頭徐家應王村的翁善根家。
伍一對善根說：“這位是莊市區黨的負責人朱阿祥同誌，今後要在這裏工作，就住在你家裏以雇工名義為掩護，現在對內對外先要講是你家的割稻客人。你家母親、弟弟都很好，你是黨員，黨相信你，所以交給你這個任務，你要保證他的安全。”我說：“請善根同誌幫助。”伍一又對善根說：“要做好你母親和弟弟的工作，你看怎麼樣？”善根當即表示：“好，黨相信我，我一定保證阿祥同誌的安全，我會做好母親、弟弟工作的，請組織放心。”伍一又說：“現在日寇投降，國民黨妄想獨吞勝利果實，已派了大批軍隊向解放區進攻，鬥爭道路是曲折的，但最後人民一定會勝利，這一點我們要有堅定信心。你麵目不紅，家庭環境好，地方偏僻，不大會有人注意，當然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最後又一再叮囑一定要保證我的安全。
善根很熱情，表示一定保證我的安全，並做好我的耳目。當時晚稻田正在起溝種綠肥，我白天到田裏幹活，晚上很疲勞，吃好飯就睡了，但是心裏老是想著形勢和任務。莊市區已被邱友三全部控製，大部分黨員、幹部都紛紛到寧波、杭州、上海隱蔽了。但是在三北我們的武裝還在，縣委還在；特別是浙東縱隊還在，區黨委還在；這是強大的後盾，我在這裏雖然要作長期的艱苦鬥爭，但並不感到孤獨。
誰知過了三四天後，我和善根在田畈裏幹活，忽然看到附近一個水漕邊圍著一群人，人聲嘈雜，議論紛紛。原來是農民在漕裏摘菱時發現一具屍體。屍體已浮腫腐爛，認不出麵目了，但是從手指套著的一隻刻有名字的金戒指中，認出是當地的保長陳永法。他們說，這個人失蹤好幾天，原來在這裏……手上綁著繩子，肯定是被人弄死的，快去報告鄉公所。我聽了心裏不無疑慮：出了什麼問題。晚上回到家裏，翁善根向我彙報說：“這個保長是被我們地方黨員殺的。”我吃了一驚，問他是怎麼回事。善根說：“邱友三部隊還未到，這個保長就公開威脅我們說，蛇吃老鼠，老鼠吃蛇，六個月大，六個月小，你們共產黨長不了，國軍要來了，你們不要再神氣，我要給你們一點顏色看看。我們幾個黨員認為這家夥一等邱友三進來，肯定會要我們人頭落地，不如先下手為強，前幾天晚上把他拉到田畈裏勒死，沉到漕底。現在暴露了，鄉公所肯定不會放過我們，我們再也住不下去了，想今天晚上就離家到上海去避一避。”我聽了認為，事到如此，不能坐以待斃，他必須外出隱蔽。雖然他是我第一個接上關係的黨員，他離開後我會失去耳目，對我的工作必然帶來困難，但為了他的安全，我同意他的意見。當晚，他就離家去上海。
（三）部隊北撤，奉命堅持
從9月22日進入翁善根家，到10月上旬的10餘天時間裏，我每天起草摸黑在田裏勞動，卻不知道浙東形勢正在急劇變化。後來才知道，9月20日華中分局轉發了黨中央要浙東部隊限在7天內北撤完畢的通知；22日，又拍電報給浙東區黨委提出6點指示，其中有一條要留下少數熟悉地形、民情、與群眾有密切聯係的幹部隱蔽堅持，黨的組織要轉入地下。23日，區黨委在上虞豐惠鎮召開擴大會議，傳達黨中央指示，部署北撤並留下堅持秘密的問題。當時因情況緊急，慈鎮縣沒有派人參加會議，由譚啟龍同誌北撤經過三北時，向黃知真當麵傳達布置的。浙東縱隊主力正在三北集中，準備渡海北撤，情況突變，我全不知道。大概是10月上旬的一個傍晚，我從田畈回來吃晚飯時，翁媽媽對我說：“有一人來尋過你，送來一張小條子。”她邊說邊看看我，目光是善意的，但有點疑惑的樣子。我急忙看紙條，原來是縣委的通知，叫我第二天立即趕到三北掌起橋陳家施隆泉大房子裏找謝仁安接受新的緊急任務。
第二天一早，我就從翁家出發，下午一兩點鍾趕到掌起橋陳家施隆泉大房子找到慈鎮中心縣委委員、慈溪縣長謝仁安。他一見到我就說：“你來了，很好，現在我向你傳達上級決定，中央來電，浙東部隊和地方黨政幹部限在7天內全部北撤。”我感到很突然，為什麼要北撤？謝縣長好像知道我的心裏想什麼，接下去說：“首先是執行毛主席去重慶談判的精神。為了表示我黨的和平誠意，爭取國內外人士的同情，決定撤出長江以南的蘇南、皖南、浙東等8塊根據地；其次，這8塊根據地都是在敵人四麵包圍下比較分散和孤立的地區，尤其是浙東，是蔣介石老家，三五支隊對他的威脅特別大，蔣深感不安，必然要消滅我們，為了保存我黨實力，也是撤出為好。”為什麼限在7天內撤完呢？謝縣長又說：“主要是為了接受皖南事變敵人搞突然襲擊的教訓，而且敵人已經在部署這個計劃了。”謝縣長看到我情緒還未轉過來，接著說：“這次主力北撤，如果內戰一打起來，主力和我們還是要打回來的。”謝最後說：“為了保持黨的旗幟，繼續堅持鬥爭，部隊北撤了，但我們黨是不北撤的，區黨委已經決定留下秘密人員轉入地下、堅持鬥爭，根據形勢需要，把黨委製改為地、縣、區三級黨的特派員製。組織上考慮，你是男同誌，又是本地人，雇工出身，各方麵條件都比較適合，已正式決定你為中共莊市區特派員，留下來堅持，任務是光榮的，但鬥爭肯定是艱苦的。你有什麼意見？我當時認為，這是黨考驗我的關鍵時刻，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既然黨已決定我留下堅持，是黨對我政治上最大的信任。因此我當即表示堅決服從組織分配，他聽了很高興，立即寫了介紹信，叫我馬上到龍山區的龍頭場去找慈鎮中心縣委委員、鎮海縣長戚銘渠，接受他布置有關堅持隱蔽鬥爭的具體任務。
我從謝縣長那裏出來朝龍頭場方向走去，這時已是下午四五點鍾光景了。路過田央黃村附近時，迎麵遇見龍山區委組織委員金曉光，她和我打招呼說：“聽說你留下來堅持，你要有思想準備，堅持是相當艱苦的。”她還講了當年紅軍長征後南方八省堅持三年遊擊戰爭的事。說：“有不少同誌犧牲了，有幾年接不上關係的，你一定要堅持住。”她的這番話，給了我一次非常現實又非常生動的教育。這時，我暗暗地下了決心一定要堅持到底，決不半途而廢，決不做逃兵；萬一被捕，決不出賣黨的利益，決不做叛徒。
我到了龍頭場街上林梅生的大房子裏，隻見屋內屋外的人都很忙碌，有的在扛運物資，有的在收回抗幣（浙東抗日根據地浙東銀行發行的一種紙幣），有的在勸說身體不好的和年齡小的同誌精簡回家，也有哭著不願走，堅持要求跟部隊北撤的。戚銘渠也很忙碌，雙眼通紅，看得出他已熬了好幾個通宵。他見到我的第一句話是：“你馬上到我住的樓上住下，從現在起不要下樓來。你要留下堅持隱蔽鬥爭，不能讓任何人接觸你，以免暴露麵目。晚飯我會叫人送上來的。”晚上，戚縣長來了，先問我：“組織上決定你留下到莊市區堅持鬥爭，有什麼意見和想法？”我說：“這是組織上對我的信任，也是對我的考驗，我堅決服從組織的決定。”
接著他談了北撤的意義和當時形勢，最後詳細地向我布置今後鬥爭的方針和任務。他也像謝縣長那樣分析了我留下的有利條件，說這是完全符合華中分局指示精神的。他很嚴肅地一字一句教導說：“留下堅持的方針是四句話十六個字：隱蔽精幹，長期埋伏，保存力量，等待時機。”我很自然和習慣地連忙拿出筆記本準備記下來，他馬上擺擺手阻止說：“別記，別記，從今天起你一切都要記在腦子裏，今後筆記本不能用了，這就是地下工作的規定和紀律。”我馬上聚精會神記住這幾句話反複背熟，銘刻在心。他又說：“根據上級規定，今後在白區，黨委製改為特派員製，黨支部、黨小組都不能活動了，隻能單線聯係，采用鏈條式和樹枝式的方式聯係，一般地說，不能發生橫的關係。”我聽了感到很新鮮，這和過去根據地公開做群眾工作、大刀闊斧發動群眾顯然不同。他繼續說：“根據莊市目前的特殊情況，接黨員關係時你要慎重，要先作考察了解，采取三接三不接的原則，這就是首先要接政治上堅定忠實可靠的；第二，麵目沒暴露的；第三，有活動能力的。反之，政治上動搖的；麵目已經暴露引起敵人注意的；不起作用的，暫時都不要接，要作進一步考察。環境惡化，白色恐怖嚴重，黨員更要保持氣節，共產黨員決不能以黨員麵目自首，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和群眾一起，以農會會員、民兵等群眾組織辦‘自首’手續，以便進行隱蔽鬥爭。”此時已是深夜，他一麵叫警衛員在他房內為我搭鋪，一麵又繼續說：“當前你不要急於先接黨員關係，而首要任務是站住腳跟，改名換姓，千方百計找到落腳點，並找到職業來掩護落實戶口，設法搞到國民黨鄉公所發的國民身份證，然後再去接黨員關係。”
我說：“幾天前，根據莊市區白色恐怖的情況，吳祥田決定我到莊市轉入地下工作，做好反內戰的鬥爭，我已改名叫朱阿祥，落腳點就在同德鄉三門頭徐家應王村地方黨員翁善根家裏。”他點點頭說：“好、好，過一段時間，上級會派人找你聯係的……”這時我當即問：“以後來與我接關係的上級是誰？”他說：“你不要問，這也是地下工作的紀律，在白區隻能上級了解下級，下級不準問上級的真實姓名和住址。”戚縣長深夜一席談，不僅使我受到一次深入白區工作紀律的教育，也使我以後隱蔽堅持有了明確的方向。戚縣長還向我布置了一個交接關係的任務。他說：“你把沿山區的所有地方黨員的關係交給顧信祥，他已被任命為中共沿山區特派員，你要負責幫他在沿山區落實好隱蔽的地點，陪著他接上所有地方黨員的關係。”他又交給我5枚金戒指，說：“經費很困難，留下這些作為你堅持的活動經費。”談話結束後，我就睡下，一覺醒來，天剛拂曉，見戚縣長已經起身了。他似有歉意地對我說：“剛剛接到上級緊急通知，要我們多帶些金銀去，因為部隊在途中要輕裝打仗，不能多帶物資，所以同你商量，昨夜給你的金戒指要收回4枚，另外給你40斤花皮一枚戒指，可變賣作為生活費。”他又語重心長地說：“今後你一個人堅持，要‘慎獨’，要自己拿主意，要記住自己是一個黨員，要學會在玻璃窗裏看人，你看得清人家，人家看不清你；看人不能光看外表，要看到他的內心。”他停了一下，像長輩一樣又對我說：“你要回家去一次，向你父母交代清楚，告告別。”我真有點依依不舍。他一再叮嚀：“要隱蔽好自己，保持黨的旗幟，我們一定會回來的，一定會再見的。”
我挑了40斤花皮，向我的家鄉太平閘走去。我的家鄉是紅色堡壘村，村裏的黨員和群眾都是可靠的，但是主力北撤後，範市那邊一些反動分子肯定要反攻倒算，會遭受麻煩。爹是知道我公開身份的，他一貫支持我的工作。見到父母時，爹問我：“部隊北撤了，你是不是北撤？不撤，你到哪裏去呢？”我當然不能將組織上布置我隱蔽堅持的決定告訴他老人家。我說：“我在家裏，敵人肯定要來抓我，我隻能到山南去，避避風頭。”我父母同意我去外地避一避。這時我又提出：“我怕家裏受牽累，你們兩老要……”我與父母商量後，想了一個辦法，對外假稱我不是父親的親生兒子，是我母親帶來的，與家庭已“脫離關係”。我母親給我整了幾套土布衣服。當時主力部隊已全部北撤了，範市鄉國民黨的鄉公所已經恢複，鄉隊副張達來到太平閘，企圖抓我，把我父親叫去，我父親照商量好的口徑回答，張達見問不出什麼，隻好放回。太平閘村黨員和群眾對張達完全封鎖了消息並且秘密來通知我，我就急急告別父母，考慮到山南澥浦、河頭一帶已經布滿了姚華康部的崗哨，再不能走那條路去莊市。當時，施阿林也在太平閘，他認為部隊北撤後，地方上反動分子必然會來抓他和對他家屬找麻煩，因此他已把家屬搬到任佳溪去了。我就和他連夜一起走，在任佳溪他家裏住了一夜，第二天就翻山到沿山十字路村支部書記王龍海家與顧信祥碰麵，陪著他接上沿山區黨員關係。10月中旬，到莊市翁善根家裏繼續去當割稻客人，正式開始隱蔽堅持的白區工作。
二、失去上級領導，堅持白區一年
（一）與上級斷了聯係，轉移了三個隱蔽點
我回到翁善根家裏。這時，部隊北撤了，同誌們和領導都走了。我確實有一種孤獨感，日盼夜盼隻盼上級快點來聯係，可是等來等去就是等不到組織上派人來。哪裏知道，我的上級慈鎮縣特派員蔣子瑛在接受了黃知真布置的任務後，不久就犧牲了。就此使慈鎮黨和上級中斷了一年關係。這一情況，直至解放後我找到了當時因外出而未被包圍的裘維新，以及見到當時突圍出來的陸林法回憶錄，並查閱了1945年10月26日國民黨慈溪縣的《慈溪簡報》和偽保長王興寶（解放後鎮壓）的口供，才弄清來龍去脈。
1945年10月7日，最後一批慈鎮縣黨、政、軍幹部和三北特務營北撤，至此，浙東縱隊武裝和黨政機關都撤完了，浙東大地全被國民黨占領。10月中旬，整個三北地區的各集鎮進駐了國民黨軍隊，鄉保機構也由國民黨重新組建。敵人大肆搜捕我抗日民兵、積極分子，龍山區施公山的華貴才被割去耳朵，洋山鄉的民兵大隊長、共產黨員裘登法被敵人割下頭顱後掛在風水墩大樹上。莊市區實行全麵政治“清鄉”，逐家逐戶查戶口，強迫共產黨員和抗日民兵、農會會員自首登記；又強化保甲製度，施行聯保聯坐。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一個既無戶口又無國民身份證明的人，要在一個地方長期住下來是很困難的。為了在敵人虎口下開展黨的工作，完成黨交給我隱蔽堅持的任務，我必須高度警惕，避開敵人視線，擺脫敵人搜捕，保護自身安全，及時轉移隱蔽地點。因此，根據敵情，我潛伏過3個隱蔽點：第一個是同德鄉三門頭徐家應王村翁善根家，從1945年9月22日起，一直住到1946年3月，後因周圍風聲很緊，翁善根母親受不住恐嚇，向我提出調換地方。我也感到再住下去恐有危險，決定轉移。第二個是河頭鄉田舍陳村陳坤江家，自1946年3月中旬至6月上旬，因國民黨宋清雲部追捕我，在群眾掩護下擺脫敵人而轉移。第三個是團橋秦胡村秦雲嶽家，從1946年6月中旬起，一直到1947年1月趙士炘來了之後止。我就是在敵人的包圍圈中，由地方黨員和基本群眾保護下隱蔽堅持過來的。
翁善根家落腳 1945年10月中旬，我從戚縣長那裏接受任務回翁善根家以前，先陪沿山區特派員顧信祥到十字路村，把他安排在十字路村黨支部王龍海家作為他的落腳點，經商量後決定，老顧以“判山客人”（承包收購山上木柴）為掩護。沿山區是老根據地，黨支部和黨員都很堅強，群眾覺悟也較高，敵人雖然也搞“清鄉”登記，但一無所獲。我陪老顧一個個順利地接上地方黨員關係，但當去接陳阿豆關係時，他不僅不接待，反把我們罵出門。我們認為此人已經動搖，決定取消他的黨員資格。交接完後，我就回翁家了。
我在翁家以割稻客人名義落戶後，就把一張黨員名單卷起來，插進小竹筒裏，藏在瓦片下麵。為了不露出破綻，徹底轉變在根據地工作的一套作風，心中暗暗訂了幾條規矩：一，身邊和住處不藏任何文件和書籍；二，說話不講幹部術語；三，不上街不逛集市、不公開露麵；四，不公開看報、看書，不佩筆不寫字，甚至連牙齒也不刷了。在根據地工作時，發給牙粉，天天早晨刷牙，但是當時農村老百姓大都不刷牙，當雇工哪有刷牙的。更重要的是，我還充分做好了隨時隨地可能被捕的思想準備和口供，還要使敵人在我周圍搜查不出任何證據與可疑的痕跡。總之，我下定決心，這個假雇工一定要當真雇工一樣來做。
我的活動地方，除了翁家就是田畈，從起溝排水、撒草子種、收割晚稻、耕田冬種、培育春花，全部農活樣樣都幹，幹起來還特別起勁，不但起早摸黑，下小雨也出畈去幹，手裏起泡，生了老繭，我才放心，萬一敵人來清查被捕了，我有這一雇工的特征可以對付了。但是身體十分疲勞，我雖是雇工出身，參加過田間勞動，因為我的家鄉是棉區，都是旱地活；再加我又脫產幾年，一下子要適應勞動時間長、強度大的水田活，感到十分吃力。但一想到上級黨交給我隱蔽、堅持的任務，一想到莊市區許多黨員的政治生命都在我身上，我就咬緊牙關拚命幹。翁媽媽和老雇工是知道我過去身份的，我隻好向他們說：“過去我當過‘三五’，現在不幹了，我不能回家去，回家去有危險。”他們對我表示同情，同時翁善根避走後，老雇工年紀大了，家裏正缺少勞動力，我就頂上去，而且幹活不取一分錢，還要每月付給100多斤穀子作飯錢，翁媽媽心裏當然十分感激。但是屋漏碰到連夜雨，我渾身生了疥瘡，出膿出血，先癢後痛，連走路也不方便，但照樣下田勞動，晚上回來吃了飯後就上床睡覺，渾身腰痛背酸，睡不著覺。但是一想到我現在做雇工同過去給地主做雇工性質完全不一樣，這是黨交給我的任務，是政治鬥爭的需要，這樣一想，辛苦全忘，力量倍增，精神振奮。通過4個月的勞動，總算順利地住下來了，沒有引起群眾的懷疑，也沒有引起保裏、鄉裏的查問，都以為我是一個真雇工呢！
到了舊曆年底，冬閑了，一般當長工的照例要回家過年。翁媽媽好像心事很重的樣子，一天晚上對我說：“阿祥，你在我家幫忙，快半年了。善根不在，你幫助我家幹活，很出力，你人也很好。不過，現在外麵風聲很緊，為了大家安全起見，我想你是不是換個地方，今後我們仍舊像親眷一樣走動。”我考慮她這樣提出來，一定有什麼壓力，也有一定道理，調換一個地方，於她、於我都安全些。再說我的戶口和身份證一直沒有解決，請她去報，她也有難處。後來幹脆就不去報了，因為一報戶口、辦身份證，要問來龍去脈，反而落了一條辮子在鄉公所、警察所手裏。但是沒有身份證又不能長久住下去，萬一來查怎麼辦？再說過年了，我這個雇工還留在東家，外麵可能要引起懷疑。還有上級給我的經費已經快用光了，再住下去也有困難。但有一件重要的事困擾著我：翁家不僅是我社會職業掩護的落腳點，更是上級黨與我聯係的聯絡點，我如走開了，萬一上級黨派人來聯係了怎麼辦？同時我又找不到適宜的落腳點可以轉移，再三考慮後，我向翁媽媽說：“你待我很好，我很感謝你，你的意見也很對，但我一時找不到去處，容我再考慮一下，我一定調一個地方。”於是我與翁家唯一的一戶鄰居孫毛頭商量，因為孫毛頭這個人蠻直爽，在團橋鎮上擺水果攤，有時往返山北龍頭場買賣花皮、倭豆、米麵，我要他帶我做小販，他一口答應。我想，做小販一可避開過年不回家這一點；二是流動性大，不容易暴露目標；三可以趁機打聽消息，碰到熟悉的同誌找尋上級關係。同時，與孫毛頭可以互相照顧，遇到什麼麻煩事，他可證明我是雇工，更重要的是仍舊可以保持翁家這個聯絡點。我不經常在家，可以緩和翁媽媽的緊張心理。
於是我和孫毛頭一起做起小販來，挑了團橋一帶出產的米麵，三四十斤重，跟著孫毛頭來往於山南的二六市、三七市和山北的龍頭場、河頭市等地，春節期間，我還以走親戚名義到沿山區和三北尋找熟悉的同誌，探聽上級黨的情況。
春節過後，翁媽媽又向我提出了調換地方問題，我看她臉有難色，肯定受到了恐嚇，我決定趕快轉移地方。
陳坤江家脫險 我答應翁媽媽馬上調換地方，但到哪裏去呢？我想，以春節走親戚方式到沿山區去一下，那裏我工作過，群眾基礎好，許多黨員我都熟悉，經反複考慮，決定到河頭鄉田舍陳陳坤江家裏去。陳坤江是1945年春由我介紹入黨的，後來隨軍北撤了（1947年在孟良崮戰役中犧牲），他家裏父親早亡，弟妹幼小，全靠他妻子和老母兩人操持家務，沒有主要勞動力，經濟困難，我去幫他家做活，他老母親可能會歡迎的。再說，田舍陳這個地方，是一個隻有四五十戶人家的村子，東南靠著翁家池，是抗日時期我黨的一個重要聯絡點；西北隔河是屬於鎮海縣覺渡鄉的楊家村；離莊市也不遠。1944年11月開始，我調入沿山區委工作後，這個村一直是我們發動群眾進行反征糧、反抽丁、反苛捐雜稅等鬥爭的基點之一，並有民兵、婦女會等抗日群眾組織，還湧現出一批陳坤江、陳阿根等積極分子。此外，該村的保長在政治上也是傾向我們的。總之，各方麵的條件都比較理想。
我於1946年3月離開翁家時春耕已經逼近，我趁這個時機到陳坤江家。坤江的媽媽知道我過去的身份；但不知道我還在為黨工作，當我向她提出願在她家做雇工時，她一口答應，說：“宏康，你來好了，坤江跟部隊走了，你是曉得的，我家裏老的老、小的小，坤江妻子還懷著孩子呢，下麵弟妹4人，最大10多歲，當不來勞動力使用。你幫我家幹活，隻是我付不起工錢，雇不起工嗬！”我連忙說：“阿姆，坤江出外去了，我應該幫忙，隻要有口飯吃就好了，我根本不要工錢。”就這樣，在坤江家住了下來，成為我第二個隱蔽點。
我離開翁媽媽時，沒有告訴她我去什麼地方，誰知我轉移不到半月，她就被捕了。4月初，同德鄉鄉長胡子壽叫寺前王保長胡佑成通知翁媽媽在10天之內把善根叫回來報到。翁媽媽深知善根回來是危險的，當然不會去叫，但為了緩和一下，她買了補品、水果等禮物，與女兒一起到鄉長家裏去說情。鄉長說：“善根是三五支隊，民兵隊長，一定要回來登記。”由於母女倆苦苦哀求，說盡好話，又見禮物也就算了。過了十幾天在4月中旬的一個早上，翁媽媽又被駐團橋的國民黨偵緝隊抓去了，押到東嶽宮，由隊長權麻皮親自審問。這是個陰險毒辣的家夥，他惡狠狠地說：“你家裏住過的那個朱阿祥到哪裏去了？”翁媽媽說：“阿祥給我做過長工，現在到什麼地方去做，我不知道。”權麻皮又說：“隻要你講出朱阿祥在啥地方，我就立刻放你出去，如果你不講出來，不要怪我心狠。”最後他威脅說：“你如不講出來，我就要你活的進來，死的出去，兩條路由你揀。”翁媽媽堅持說：“我是不曉得。”敵人用竹棒邊打邊說：“你們家是共匪窩，是要殺頭的，你不講出來，好……”手舉刀子在她麵前裝作要砍下去的樣子，翁媽媽即用右手去擋，被刀砍傷3根手指，雖經醫治，3隻手指還是伸不直，成了殘疾。
翁媽媽被抓，她的小兒子善良和女兒阿翠認為是偽保長胡佑成報告的，就去胡家哭鬧，要他把母親保出來，他隻得答應。後來因敵人得不到口供，找不出我身份的確切證據，才於當天下午，以5000斤穀價保釋回家。這錢是通過別人以高利貸向長石鄉洪家村林大宏處借來的，本金在解放前逐步還清，但利上滾利部分林大宏本來要牽牛抵息，幸而解放了，林大宏是惡霸，被鎮壓了，高利貸也就廢止了。
我在陳坤江家幫助種田，春耕結束後，曾去三北探聽上級黨的消息，同時陸續接上了莊市和沿山、龍山地方黨員的關係。6月上旬，一天下午3時左右，駐駱駝橋的國民黨慈溪縣自衛大隊一分隊陳清亮帶了三四十個士兵快步向田舍陳方向過來，接近村口時群眾看到來了許多“黃衣裳”，急忙跑到坤江家裏通知我：“敵人來了趕快躲避。”積極分子陳樹根也來告訴我，叫我趕快跟他跑。我當即跟著他順河邊到了田央他的家裏。他要我躲到掛著帳子的大眠床後麵，還開著大門，他自己則到門口以掃地、收東西的樣子放哨瞭望。敵人進村後，包圍了陳坤江家，說要抓沈宏康，搜索一陣，找不到我，一部分敵人就走向陳樹根家門口，問陳樹根：“見到沈宏康嗎？”陳說：“哪個沈宏康？沒見過。”敵人也就回去了。我這次遭到陳清亮搜捕，很可能是因我從1944年到1945年曾在沿山區工作過，這裏人都熟悉我，或是因我多次來往莊市接地方黨員組織關係而引起壞人注意。這次遇敵脫險，是全靠田舍陳群眾的掩護，特別是陳樹根不顧個人安危來保護我。
秦雲嶽家站穩腳跟 1946年6月中旬，我來到秦雲嶽家。秦雲嶽是1942年入黨的老黨員，我住陳坤江家裏時已經和他接上了關係，並曾談起過想到他家隱蔽以及代辦報戶口的事，當時他一口答應。因此，我早有把秦雲嶽家作為備用隱蔽點的考慮。秦雲嶽家裏因為種租田較多，自己參加勞動，雖有一個老丈人幫助種田，但勞動力還是比較緊張，需要另找雇工，我幫他種田，不拿工資，隻供吃飯，也很合適。
秦雲嶽是鎮海縣國民黨縣農會下屬的團橋鄉農會理事。這個縣農會在抗日時期曾在我黨幫助下開展活動，工作人員大部分是共產黨員，理事長顧荊庸雖不是共產黨員，但比較進步，擁護共產黨。秦雲嶽在這個掛著灰色招牌的組織掩護下進行黨的活動，不會引起敵人注意；加上他為了工作方便，同一個鄉隊副關係較好，這個鄉隊副經常到他家裏吃飯、喝酒，也多了一層掩護。秦雲嶽老練、大膽，加上上述兩層掩護，當我提出先報進戶口和領取鄉公所發的國民身份證明，他一口答應，即找那個鄉隊副辦妥了，秦雲嶽把我安排在一間過去放柴草的小房子內，與老雇工陳阿二住在一起。他向我介紹，阿二在浙南當過紅軍，因為敵人要抓捕，好不容易逃到這裏來隱蔽的，是共產黨員。他說：“戶口報進了，身份證也有了，你放心住在我這裏，要活動你就活動好了。”到這時，我才感到有可能真正實現上級要我站穩腳跟，作好長期堅持鬥爭的要求。這第三個隱蔽點，為我安全、方便地接上地方黨員關係和尋找上級黨線索提供了條件。我仍用朱阿祥名字（當時形勢已緩和，而且權麻皮已調走），和山北保持經常聯係，隱蔽在山北的胡玉麟、施阿林等同誌和我父親都曾來過，也正是有了這第三個隱蔽點，才使上級黨找到了我，並成為聯絡的地點之一，一直使用到1947年1月。
（二）逐步接上地方黨員關係
1945年9月我在翁善根家落腳後，為了不引起注意，我隻是日出而作，在田畈上勞動，日落而息，吃了晚飯就休息。我當時主要任務是站住腳跟，隨時等待上級來聯絡接關係，因此不能離開。再說當時白色恐怖嚴重，邱友三殺了趙玉清、王善令兩同誌後，又在莊市、貴駟抓了兩個民兵，一個被殺了，一個被關在莊市葉家，當晚他挖牆洞想越獄，被敵人發現也殺了。當時絕大多數農村黨員為了免遭捕殺紛紛外逃上海、寧波，其中有30到40人跟著主力北撤了；也有些曾被抓起來過，而有些沒有離開的黨員，思想上也很害怕，我曾經幾次去試接幾個地方黨員關係，但是找不到人。從翁善根家轉移到田舍陳陳坤江家，當時敵人的“清鄉”風頭暫時過去，我就又準備把莊市區的地方黨員關係逐步接起來。但是我和他們都沒有見過麵，現在的政治態度也不了解，地形、人頭都不熟，怎麼辦？想來想去，不管怎樣，先選擇幾個試著開始。1946年3月，我先找莊市叫陳昌年的黨員，原隻知道他住在莊市鎮附近，經打聽是住在蛟河陳。走到那裏，我問路人陳家在哪裏？正好有個20幾歲農民模樣的人走來，旁邊有人說，他就是陳昌年。我走上去問：“你是不是陳昌年？”他打量我一會，回答：“我就是。”當時別人並不在意走開了，我就直截了當地自我介紹：“我是黨的負責人，叫朱阿祥，包雪浪介紹來你這裏，和你接關係。”他一聽包雪浪的名字，就麵露親切和熱情之色。我說：“部隊北撤了，黨是不會撤走的，我和你接上關係後，你就直接由我領導了。”他很高興。我又叫他談談部隊北撤前後的情況。他說他在邱友三進莊市時即撤到了龍山，在虞洽卿的大房子內，由戚縣長布置他回來，並說有人會來接關係的。在邱友三狂捕濫殺時，他先回小港蚶嶴廟做小工，後又去上海躲避，在一個工廠做工。因領導工人罷工，被開除回來，沒有被捕過，現在這裏情況比較緩和一點了。我又問了他支部裏林意國和王小毛兩個黨員的情況，並叫他秘密告訴他們，我要一個個找他們談話。誰知我第二次去陳昌年家裏，他告訴我，林、王兩人一聽說黨的負責人要找他們，就害怕了，竟不承認自己是黨員，而且連夜逃到上海去了。我想：這樣也好，革命如大浪淘沙，不堅定的讓他走開，留下堅定的更顯得有力量。
接上了一個黨員的關係，我就以此為起點，了解附近幾個黨員的情況。黨員朱嶽林雖然被捕過，但未暴露黨員身份，在本村的朱家岸開小店，我就去找他。我裝作買東西，走進朱嶽林的小店，看四周無人，就直截了當地問：“你是不是朱嶽林？”他回答是的。我就直說：“你是共產黨員，我是黨的負責人，今天與你接上關係，今後你就由我領導。”我們隔著櫃台一問一答，他態度不冷不熱，也不叫我進去坐。我想：由於環境惡劣，他被捕過，有點害怕，這是可以理解的，隻要政治上不動搖，還願意跟黨走，我就與他接上關係。我第二次去找他也是這樣態度，他講到自己被抓去過，因為敵人不知道他是黨員，他在抗日民主鄉公所裏當過一般助理員，也沒有其他口供，後來就放回了。接上了朱嶽林關係後，又接上了朱明耀的關係，他也被捕過，沒有承認黨員身份。我又向他了解兩個比較特殊身份人物，即萬嘉鄉王大路史致浩和團橋鄉秦胡秦雲嶽的情況，我想先弄清這兩個黨員情況，然後去接關係。朱明耀說：“阿浩和阿嶽都是縣農會理事、鄉農會理事長，阿浩和縣農會理事長顧荊庸熟悉，顧來鄉開會，阿浩還主持會議呢！阿嶽有一個堂姐夫陳子英是當地有名士紳，與鄉隊副較熟。他們兩人人很好，人緣好，沒有被抓去過。”我想，這兩個黨員有這些複雜的關係，有必要再考察一下，待過一段時間再說。
我在翁善根家做雇工到了舊曆年底，我想利用群眾春節習俗，以走親眷的名義到我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去訪問熟悉的同誌，尋找上級黨的線索。我經沿山區向龍頭場、海地舍、小施山等一路走去，打算在年三十夜到達太平閘老家。到了龍山鄉海地舍找到岑德林和方忠文，他們告訴我龍山區特派員林之山因病重和不安全不能堅持下去已離開龍山區了。我想龍山區沒有黨的領導不行，雖然上級布置不能發生橫的關係，但是情況特殊，我有責任把失去領導的黨員聯係起來。這是黨的利益和今後鬥爭需要。這樣既可掌握更多情況，又可開辟更多落腳點。當我到小施山時，找到北撤時因負傷留下的黨員王阿能，就告訴他今後與我保持聯係。後來又碰到範市楊家楊漢耕，他說：“上級一直沒有找過我。”我知道他是黨員，也主動與他接上了關係，並且布置他繼續在鎮海縣農會工作以作掩護。在大年三十的下半夜，我摸黑悄悄進了自己老家的門。父母見到我回家過年真是又驚又喜。我告訴老爹，悄悄通知馮德傳、岑水榮、餘柏靜（女）等同誌，叫他們一個一個分別來，我有事要找他們商量。這些黨員都分別摸黑到了我家，他們都是我發展的黨員。他們講：部隊北撤後，林之山同誌來過一次，說今後黨支部不能公開活動了，轉入地下，今後黨員歸他領導了，去後一直未來。部隊一北撤，太平閘黨支部用結拜兄弟形式擰成一股繩。國民黨要民兵登記，太平閘村黨員商議後說：民兵沒有，民夫是有的。太平閘黨的紅旗依然樹著，雖然形式上看不到，但是黨員思想上、感情上仍凝成一團。我聽了心裏很高興。馮德傳在部隊北撤後曾經被抓去過，但沒有暴露身份，最後全村黨員和積極分子都拿出5斤、10斤花皮湊齊一筆款子，把他保釋出來。我聽了心裏也很振奮。這就是銅牆鐵壁，這就是黨的紅旗永不倒的原因。就這樣，我把太平閘的黨員關係全接上了。他們還告訴我許梅生、施阿林、胡玉麟3同誌在掌起橋陳家阿謙嫂家裏做雇工，提供我找尋上級黨的一個重要線索。
我在陳坤江家趁勞動間隙時間，又去沿山區十字路村找顧信祥，目的是向他打聽上級黨的情況。不料到了村裏，支部書記龍海告訴我，老顧過年回去後，一直沒有來過，聽說到上海做生意去了。我想沿山區的黨員不能失去領導，我曾在沿山區委擔任過組織委員，這個區的覺員情況我了如指掌，一定要負責一個個聯係上，使他們不致失去聯係而模糊政治方向，這也是我應盡職責。同時也可以使我有機會了解和掌握敵情。以後的實踐證明，1947年恢複和發展武裝活動，首先是沿山區的黨員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對於莊市區的地方黨員經過半年多的一個個排隊和觀察了解，我決定再接上萬嘉橋王大路史致浩的關係。
史致浩是鄉農會理事長，活動能力較強，在地方上也有影響，經了解他的表現不錯，打消了我原來的顧慮。1946年5月我去時，他正在鋤草燒焦泥灰，我幫他一起幹活，他大大咧咧的，樣子很直爽。他問我：“哪裏來？叫什麼？”我說：“我叫朱阿祥，三北人。”他看了看我。我又說：“包雪浪同誌要我來接你黨員關係的。部隊北撤了，黨是不會撤的，要把黨的旗幟高舉下去。”他感動地說：“好、好，黨還沒有忘記我，還記得我，我想黨嗬，但是找不到你們。”
他向我彙報了一些黨員情況：“胡安生表現是好的，他麵目不紅沒有走過；袁鴻嶽有社會關係掩護沒有走過；何永耀因麵目較紅避走過……周圍情況沒有問題，你放心。”接著他熱情地留我吃飯，他家裏人口多，老老小小一大桌；當我自家人一樣。因團橋秦胡村秦雲嶽也以農會為掩護，於是我趁機問秦的情況。我說：“聽說秦雲嶽與鄉隊副關係蠻好，是嗎？”史致浩說：“阿嶽人糊也是為了拉關係，在政治上不會有什麼問題”我告別時，他又誠摯地說：“你有什麼困難，隨時來好了。”
過了10多天我又去史家，史致浩告訴我：“你上次來後，我告訴了胡安生，安生說又沒有介紹信，會不會是特務？我說派派不會的，人很忠厚，如特務一看就看得出來，流裏流氣。安生說，要提高警惕。我們商定避開一個禮拜，大家睡在別的地方。又去顧信祥家的村裏打聽，顧家裏人說是不會錯的。”
我對秦雲嶽心中有了底，就到秦胡去接他的關係。一見麵我也單刀直入：“你是包雪浪、伍一領導的嗎？”他開始有點吃驚，我笑笑說：“我叫朱阿祥，代表黨來同你接關係”。他熱情地握著我的手說：“找到了就好啦，阿拉到處找你們找不到啊！”
就這樣，我從1945年9月21日第一個接上翁善根，1946年3月第二個接上陳昌年關係起，逐步接上了莊市區的15個地方黨員關係，此外，還接上失去領導的沿山區8個黨員，龍山區22個黨員關係。至此，莊市、沿山、龍山這3個區該接的45個地方黨員關係都接上了。
（三）積極尋找上級黨組織
從1945年10月上旬接受任務起，我在翁善根家裏，天天等待上級會來與我聯係，可是120多天過去了，沒有上級黨的消息；心裏不免作了各種猜測：我的聯絡點或我的化名被忘記了嗎？不會是上級黨組織遭到破壞了？不得而知，我也不敢想，內心十分焦急。一個共產黨員失去了與組織的聯係，像黑夜裏失去了指路燈，也像吃奶的孩子失去親娘，孤單、痛苦，無頭無緒。我一定要設法探聽失聯上級黨的消息，主動去找關係，這是我當時唯一的抉擇。
在1945年年底，我先到沿山區十字路找顧信祥，當時顧信祥還在。我問老顧：“你處上級黨有否來過？”他說：“一直沒有來過。”我那裏也沒有來過，不知是什麼原因。我和老顧議論再三，也得不出結論。冬閑期間，我曾跟翁善根家老雇工到二六市、三七市、慈溪一帶去打聽消息，也沒有找到上級黨的任何線索，隻了解到前一時期白色恐怖十分險惡，而現在高峰已經過去了。我決定利用過年機會，以走親訪友為名，與熟悉的同誌聯係，找尋上級黨的線索。在龍山海地舍找到黨員岑德林和方忠文兩人，他倆告訴我：阿根（林之山化名）病重，到上海治病去了。
最後在接上太平閘支部的一批黨員關係後，他們告訴我，許梅生、施阿林、胡玉麟在掌起橋陳家阿謙嫂家裏做雇工，我於是又裝作走親訪友的樣子，到掌起橋阿謙嫂家裏去。當時我並不熟悉阿謙嫂，打聽到她家地址就在街旁邊，我不敢進去，隻在街上來回轉。快近中午時分，許梅生、施阿林、胡玉麟3人背著鋤頭回來了。他們已看到我，我望著他們3人，真是十分興奮。他們叫我進阿謙嫂家，阿謙嫂也很熱情，叫我吃中飯。吃了飯，我們4人在一間小房間裏就扯起來。我問許梅生：“上級黨有沒有來找過你？”他回答：“沒有來過。”也談了自己奉命在觀城區堅持的經過，說：“我留下堅持是蔣子瑛同誌找我談話的，陳孟庸同誌陪我到洋山殿地下黨員黃金芳同誌家裏，也是以當雇工名義隱蔽，但是年前黃金芳同誌被捕解去觀海衛，我覺得不安全，就轉移到這裏，報上了戶口，領到了身份證。”我說：“快半年了上級一直沒有派人來聯係，我正在到處找上級黨組織負責人呢。”許梅生說：“我看到《慈溪簡報》上登著消息，這是去年10月，蔣子瑛在洋墅被敵人燒死了，我估計蔣子瑛同誌可能是我們的上級。”
經一番議論，大家認為上級領導人已犧牲了這個可能性很大。我說：“不管怎麼樣，我們一定堅持到底決不半途而廢。”大家也表示要堅持著，組織上總會派人來找我們的。我們相互告知了聯絡地址，誰得到消息，就互相通報，一定要找到上級黨。
這就是我在鎮北平原隱蔽堅持一年間的情況，一直到與上級黨接上了關係。
（選自《解放戰爭時期寧波地區革命史料》第一卷）
難忘的三天
——接應浦東張凡部隊紀實
沈宏康
1947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奉上海局派駐浙東的代表顧德歡交給的一項特殊任務：接應淞滬工委書記張凡帶領40餘人遊擊武裝來四明山。數十年過去，那艱難險阻的三天往事，仍曆曆在目……
受領特殊任務
1947年5月下旬，顧德歡和中共四明工委副書記陳布衣率領四明山剛剛建立的三支隊二大隊第四中隊渡過姚江，與慈鎮地區以趙士炘為首的縣武工隊會合，在慈北洪魏史祥寺與敵激戰後，又在鎮海莊市彭王廟和警察所繳了槍械。消息傳開，鎮北、慈北廣大群眾都說“三五支隊又回來了”，情緒十分振奮。另一方麵，也震動了敵人。他們以三區專員鄭小隱為首，調集“浙保”和保警中隊分頭尋找我們部隊。我們部隊就在鎮北、慈東平原和山區一帶高度流動，晝伏夜出。敵人圍剿撲空，惶惶不安。這期間顧德歡曾幾次派人去太平閘、古窯浦、五洞閘等海邊了解情況，打聽浦東部隊方麵的消息。
6月19日淩晨，我們和四明主力部隊在鎮海中官路宿營，大約8時許，敵人突然包圍上來。部隊接戰後突圍出來。傍晚，急行軍到達莊市附近，顧德歡找趙士炘和我兩人談話。當時趙是中共慈鎮工委書記，我是縣工委委員、縣武工隊長。他說：“為了迅速恢複和發展浙東遊擊根據地，開創武裝鬥爭新局麵，上海黨決定由中共淞滬工委書記張凡同誌帶領部隊到浙東，以加強四明山武裝力量。浦東部隊要來，在史祥寺戰鬥前已聽上海黨代表林楓傳達過。但不知什麼原因，我們幾次派兵到沿海去都未接應上。另外，我們在慈鎮地區已活動了20多天，敵人已經調集大量人力到處尋覓，企圖消滅我們。形勢十分嚴重，我們不能久等了，要回到四明山去，因此把接應浦東部隊這一任務交給你們，具體由沈宏康同誌負責。在這一段時間，宏康同誌其他事情不要管了，集中精力專管接應工作，在太平閘海邊隱蔽起來，掌握敵情，隨時準備隱蔽地接部隊登陸、休整和必要的物資補充。還要派人偵察姚江渡口敵情，準備好船隻，護送浦東部隊安全到達四明山。浦東也會派人，選擇熟悉沿海地形、有海上戰鬥經驗、真實可靠的同誌去聯係。”於是我們選派了縣武工隊沈長文，因為他是觀城東山鄉人，抗日戰爭時期是海防大隊中的事務長，共產黨員，有戰鬥經驗，是血戰大魚山島，突圍出來的同誌之一。
顧德歡與我們一起商定：浦東部隊乘的船先泊在海中，不要靠岸，由沈長文同誌先泅渡上岸報告，由我根據情況，確定什麼地方上岸，什麼時間上岸，隱蔽在何地，然後設法護送部隊過江上四明山。
顧德歡又向沈長文作了具體交代並帶上給張凡的信件，立即出發到上海浦東去了。
我接受了任務後心中又興奮又擔心，因為我知道這一任務原是顧德歡親自抓的，現在叫我一個人去完成，敵情緊張，責任重大。我又想到，抗日時期也是浦東過來部隊，使浙東打開了局麵。這次四明山重新建軍，武器簡陋，僅有一挺捷克式輕機槍，幾十支舊步槍，彈藥也不足，如果浦東部隊過來，會大大增強四明山的武裝力量，浙東局麵又將重新打開，所以又感到十分興奮。
晚上，我們經過鎮駱公路，來到了長石鄉杜郭村宿營。第二天即20日早晨，發現敵人崗哨就在小清水湖萬壽庵，不到一裏路。同時，根據偵察員的偵察以及長石鄉下河吳家村保長吳茂章（傾向我們的）來我駐地報告：在河頭、西經堂有大批“浙保”。敵人決定配合慈溪、鎮海保警隊四麵包圍，在晚上進攻，企圖消滅你們。顧德歡和陳布衣決定提早燒中飯，率部隊衝出敵人包圍圈，向洪塘留車橋大山靠近。後因情況緊張，來不及吃飯，就迅速撤出。上午11時左右，敵人追了上來，部隊邊走邊還擊，與敵人搶占山頭，戰鬥激烈。晚上渡過姚江，到了鄞西山區潘嶴村。我負有接應浦東部隊任務就先返回慈鎮地區，臨行前，顧德歡又把這一任務的重點向我重述了一遍。我隨即直奔太平閘這個紅色堡壘村。
浦東部隊遇險
太平閘是我老家。這個村子在我黨的領導下，1941年組織了抗日弟兄會、婦女會、自衛隊，發動群眾進行二五減租鬥爭，1943年春建立黨支部，一直是抗日武裝三五支隊的後方基地，紅色堡壘村之一。我軍北撤後，黨支部繼續堅持鬥爭。1947年3月，我們在三北打響武裝鬥爭第一槍，就是在太平閘籌措活動資金的。太平閘村有一個地下聯絡站，以姚春堂為負責人。我到了老家，就找聯絡站同誌和黨員馮德傳、岑水榮等商議，做了各種準備工作。
6月30日一早，沈長文來了，一見麵就說：“浦東部隊已經登陸了”。
這個違反事先約定的情況使我吃了一驚，忙說：“不是說好登陸地點和時間，要根據敵情由我來定的嗎？現在部隊在什麼地方？”
沈長文說：“住在陳家路下。”
我一聽，糟了，陳家路村子隻有二三十戶人家，離太平閘一裏路，離古窯浦也是一裏左右，隔著一條河叫淞浦，河上沒有橋，隻有一條極為簡陋、不能過人的獨木挨橋。當帆船過來時，把這挨橋推開，帆船過後，這挨橋又自動複回原處，根本過不了部隊，而且到挨橋地方，需要繞一個大圈子，一旦遭敵人包圍，出路都沒有。我考慮片刻，立即叫幾位黨員弄來四條小船在淞浦搭成浮橋做好準備，同時寫了條子要聯絡站迅速派人送給趙士炘，告訴他浦東部隊已經登陸的情況。我自己當即由沈長文陪同到陳家路下見張凡。隻見許多戰士在河邊洗衣服，有的赤著胳膊在洗澡，據說船在海中漂了六七天，戰士們又髒又熱。我還看到哨兵拿著卡賓槍在大路旁站著崗。周圍群眾興奮地議論：“三五支隊又來了。這次是從上海來的，武器多好呀！”我又高興又暗暗叫苦，這樣暴露目標會帶來很大危險。
隨著浦東部隊過來的還有幾位隱蔽在上海的原浙東農村地方幹部李貴浩、方達、王祖根等人。據他們和沈長文說，他們一星期前由浦東小窪港上船出發，遇到頂頭風，航行了幾天，好不容易到了庵東海上，遇上一條庵東鹽船，把它奪了過來，鹽警企圖反抗都被打死了。在海上漂了幾天，戰士們又渴又熱又髒，十分疲勞。29日夜到慈北海岸邊，分不清岸上是慈北何處，但因已把鹽船放回，在海上已經暴露，再不能在海上久待，也不允許沈長文先泅渡上岸報告了。因此隻好在灘塗裏跋涉了一裏多路登陸，才知道是古窯浦附近。
經沈長文介紹，我向張凡說明顧德歡交給我的任務，同時向他彙報了近來慈鎮地區的敵情。我說：3月份我們在龍山區窖湖鄉繳過槍，5月份四明山部隊渡姚江到三北，經過史祥寺、莊市彭王廟繳槍和中官路、留車橋戰鬥，遭到打擊的敵人，正在調集“浙保”和慈溪、鎮海保警隊四處尋找機會，企圖消滅我們。四明山主力不能久待，已於日前返回，而慈鎮武裝活動時間短、力量弱，一旦被敵人發現，他們可以迅速集中力量，我們就會陷於被包圍的境地。因此我向張凡建議：集合部隊，迅即燒飯，飯後拉出村莊，到野外隱蔽，避免挨打。張凡同意我的意見，立刻命令部隊集中燒飯做菜。誰知飯還未熟，就乒乒乓乓打了起來。後來才清楚，浦東部隊在海上奪了庵東緝私營鹽船時已經暴露，敵人調集部隊，封鎖了姚江，意欲把登陸部隊堵截在海邊消滅。敵人偵知我軍行動後，一路從觀城出發，一路從範市出發，一路從龍山出發，發動了突然襲擊。由於浦東部隊士氣旺盛，戰鬥力強，加上武器精良，已有準備，一發現敵人進攻，機槍、卡賓槍就一陣猛射，然後邊打邊撤。敵人一聽這種陣勢，知道不好對付，不敢追趕。
我領著浦東部隊先向南撤，從陳家路下過了事先叫人搭好的淞浦浮橋，到了太平閘，再到王家路下。當時我考慮到部隊在海邊眾寡懸殊，隻有向西邊大山靠近，周旋餘地就大。然而，撤到大山去，一要穿越二三十裏廣闊平原，二要穿過公路和範市、莊黃敵人的據點，途中有艱險；但不這樣做，就擺脫不了敵人的包圍，必須從危險中衝出一條生路。我把這意思向張凡說了。他表示同意。於是帶著部隊刺刀出鞘，子彈上膛，白天強行軍穿過敵人碉堡群，躲在碉堡裏的敵人雖然看到我們的隊伍卻不敢放一槍，我們一口氣急行30多裏，到達龍山區沿山黃泥嶴村，已是下午3時許。部隊很疲勞，天氣又熱，沒吃中飯，真是又饑又渴，隻得放出警戒暫時休息一下。戰士們靠在楊梅樹下，熱情的老百姓送來楊梅暫解饑渴。傍晚，趙士炘帶著部分武工隊員趕來接應。
偵察員報告說：駐紮在莊黃四維堂的敵人向黃楊嶴方向運動，但懾於我軍威力，中途停下，不敢前進。
部隊、個人先後突圍
6月30日傍晚，我們和張凡商議後，一致認為當晚是過不了姚江的，因為一方麵姚江各渡口已被封鎖，另一方麵部隊在海上勞頓了一個星期，已疲勞不堪，需要時間休整，但是必須轉移宿營地。當晚部隊從山北翻山轉移到山南汶溪鄉秦夾嶴村山上的石柱寺。
石柱寺是一個孤寺，遠隔村落，寺內隻有一個和尚和一個護法婆及一個雇工。我們打算休整兩天，等準備工作和聯係問題解決好後渡姚江去四明地區。浦東部隊40餘人，有機槍一挺，其餘是矮中正槍和卡賓槍、湯姆槍，原屬淞滬工委領導。她是在1946年下半年建立第一個武裝小組後，經過一年左右時間艱苦奮鬥，從敵人手中繳來武器，武裝自己，逐步壯大起來。解放戰爭進入第二個年頭，上海局外縣工作委員會決定，留下杜林等人和一部分武裝，繼續堅持在浦東地區，其餘同誌分赴浙東和浦西，配合堅持在當地工作的同誌，開創武裝鬥爭新地區、新局麵。
這次來四明山的浦東部隊除帶隊的中共淞滬工委書記張凡外，由方大剛任排長，邢天祥為副排長。
7月1日上午，張凡召開了一次部隊黨員會議，選舉胡勇明為黨支部書記，布置了下一步準備渡過姚江、進入四明山的計劃。下午，趙士炘和我一起商量後，向張凡建議：必須再轉移一個宿營地，力爭隱蔽幾天渡江。
晚上開始行軍，翻山越嶺，到了雲湖鄉的雲岫寺，但多次敲門不開，同誌們翻牆進去，即發現寺內牆腳下有一隻鞋，同時在一間房子內發現有子彈殼等，知道和尚翻牆逃走了。大家認為這地方很不安全，盡管已是深夜，部隊也十分疲勞，但為了安全，不得不再轉移。當時，天空一片漆黑，又起大霧，伸手不見五指，加上羊腸小道，一時搞不清方向，就連向導王祖根也迷了路。正在躊躇中，忽然聽到前麵有鋸樹的聲音，上去一看，是一個農民在鋸樹，就叫他做向導。轉了半夜，走了幾十裏山路，繞來繞去，來到了一所寺院，大家一看，不由自主地說：“糟了！這不是昨天住宿過的石柱寺嗎？”這時已是2日淩晨，如再轉移到別的地方去，時間已不允許，而且部隊疲勞不堪，確實也走不動了。因此隻能就地宿營，但部隊決不能住到石柱寺內去，因為昨天已經住了一夜，萬一敵人來包圍，就會十分被動。我與趙士炘向張凡建議：部隊隻能在寺外山林中隱蔽露宿，但需要到寺內迅速燒好飯，保證在天亮之前讓戰士們吃飽，發生敵情才能行軍作戰。於是我帶著向導敲開石柱寺門，做和尚思想工作，向他們買米，請他們幫著做飯燒菜。我幫著燒火，到第一鍋飯快熟時，我汗流浹背，叫農民替換燒火。我脫掉襯衫，正在揩身，突然聽到寺外麵有狗狂吠聲。我想不是自己部隊派人來挑飯，就是敵人來了。我當即把襯衫向左肩一披，一手拿著木殼槍，直奔邊門去探看（寺裏大門關著）。此時天蒙蒙亮，在朦朧中看到有幾十個黃衣裳（國民黨部隊穿黃衣服）在寺前山坡上慢慢地過來。我發現敵人已經包圍我們了，擔心部隊還未發覺，就朝敵人打了一槍。我甩掉襯衫，打第二槍時子彈卡了膛。這時敵人嘩的一聲退了幾步隨即臥倒，機槍，步槍集中朝石柱寺射擊。與此同時別的地方也響起槍聲。顯然前門已衝不出去，即轉向寺內跑。敵人已發現了我。後門有門沒有路，隻有峭壁和用石塊砌起來的一道一丈多高的石磡。最後我選擇爬石磡，這是唯一出路。敵人怕寺內有伏擊，不敢立即衝進來。我抓緊時間第一次爬了一半，手抓不牢石塊掉了下來。在這緊急情況下，我想決不能被敵人活捉，下決心再爬一次，但剛爬上石磡，不小心木殼槍掉落在地。這時我聽到敵人已衝進廚房，用刺刀戳那個代我燒火的農民，隻聽他高聲叫喊：“喔唷阿姆哎！喔唷阿姆哎！”（阿姆，三北土語，意即“媽”）我已不可能再下去拾槍，隻好赤著膊翻過了石磡。這時敵人也追到石磡下麵大喊：“不要逃，不要逃，再逃就要開槍啦！”因為敵人不敢翻石磡，隻好從寺內再跑到寺外，繞行兜圍，這就給了我時間。我又爬過一條荊棘籬笆，雖被刺戳進皮肉，身上流血，但不覺得痛，隻是一心向部隊露宿的山林跑去。當我跑到昨晚宿營地時，部隊已經轉移了。前麵有子彈不斷朝我飛來，後麵追上來的敵人也朝我射擊，我隻好在附近山腰的刺柴篷裏隱蔽起來。隻聽到敵人不斷地在喊：“快出來！快出來！不出來，打槍啦！”後來山上山下都是敵人在對射。下麵敵人高喊：“你們是哪一部分的？”上麵敵人回答：“不要誤會，我們是丈亭警察局的。”過了幾分鍾，槍聲稀疏了，聽到下麵石柱寺裏敵人在砸東西、打和尚的聲音：“你們為啥不來報告？”“我們沒有辦法報告。”“他們有多少人？”“我們弄勿清楚。”後來聽到下麵吹號聲，不少雜亂的腳步聲，在我隱蔽處附近擦邊而過到寺裏集合去了。這時天色大亮，天上響起了悶雷，不一會下起了一陣雷雨。我在雨中仍隱蔽不動。到中午光景，敵人吹號集合，離開了石柱寺。
我聽聽沒有聲音了，為了防止敵人耍滑頭，我在原處又隱蔽了兩個鍾頭，然後從刺柴篷中出來，回到寺裏去。我想和尚受苦了，應該去慰問他們一下，同時再了解一下敵人的情況，一到寺門口，和尚見了我跪到就拜，請求我不要再來了。我見和尚被打得很厲害，對我的態度仍很友好，就安慰他們說：“敵人這樣行為是垂死掙紮，將來我們不會忘記你。”和尚告訴我：敵人有到方家河頭去的，也有朝金夾嶴方向去的。我赤著膊，想借件衣服。和尚說：“我們都是和尚衣，沒有衣服可借給你，隻有一件蓑衣。”我說：“蓑衣也可以。”我就赤膊穿了蓑衣，本想去方家河頭了解情況，但又一想，估計下麵有敵人，大白天穿了蓑衣也不方便，加上一夜未睡，人也疲乏不堪，一時找不到部隊，就在山旁樹叢中休息了幾個鍾頭，晚上回到太平閘。後來才知道敵人衝進石柱寺後，把那個臨時向導誤認為我軍戰士，刺了幾刀，後被抬走了。
浦東部隊原來在半山上麵一片鬆林裏休息，派出炊事員到石柱寺來挑飯，剛走了一半路，就聽見一聲槍聲，部隊立即進入戰鬥狀態。接著對麵山上的一夥敵人以密集火力開火，浦東部隊迅速上山搶占製高點予以還擊。敵人居高臨下，占了地形優勢。後又發現背後一個山上也有一批敵人，我軍腹背受敵，形勢緊急。部隊一麵組織抵抗，一麵派人搶占側翼一個山頭，既分散了目標，又相互掩護，逐步向側麵轉移，衝出敵人火力範圍，擺脫了被敵人前後夾擊的局麵。不幸的是班長朱亞良負了傷，同誌們輪流背著他，撤出戰鬥地區。他因傷勢較重，無法隨隊行動，隻好安置在金夾嶴旁邊一戶老百姓家裏。後被敵人發現，光榮犧牲。
浦東部隊擺脫敵人尾追暫回浦東
我回到太平閘後，通過了聯絡站找到了趙士炘和張凡，才知道那天我的一槍是起了報警和吸引敵人的作用，使部隊有了準備；同時決定不在寺內宿營，也是正確的，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戰鬥打響以後，趙士炘和張凡帶領部隊突圍，途中分成為兩路，一路由排長方大剛帶領，他們因第一次在山區作戰，草木叢生，地形複雜，道路不熟，輾轉來到海邊，找到一條船，時遇落潮擱淺，隱蔽在船上一天。第二天潮漲起錨，在近海又漂了一天，陸上情況不明，又無法與張凡聯係，船上又缺糧缺水，於是方排長決定暫回浦東。張凡和趙士炘帶領的一路撤到靈湖鄉徐白庵，從慈北武工隊那裏補充了跑鞋，決定化整為零，分成幾個小組，一個骨幹帶幾個人，各自到了太平閘。由於姚江封鎖嚴密，一時無法渡江，山區敵人搜索很緊，平原又不能存身，經研究後，張凡同意讓部隊返回浦東，他自己則上四明山。
這一次戰鬥實踐，為組織領導上提供了經驗教訓，也為1948年浦東部隊在儲貴彬率領下再次南下，做了更加充分的準備。浦東部隊返回浦東，留下了一部分武器，有輕機槍一挺，還有一批卡賓槍等，我與太平閘黨支部黨員一起，把機槍、步槍放在空棺材中，抬到棉花地用稻草紮起來，插上紙幡。浦東部隊還有一批子彈掉在淞浦河中，馮德傳、岑水榮等10餘個黨員跳到河裏把子彈全數摸上，放在棉花地裏晾幹藏好，後連同武器全部安全送上四明山。
張凡一個人留下來，要上四明山，他說：“我們總不能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總得把這次來浙東的經過向浙東黨組織作個彙報。”我也要向顧德歡彙報這次接應浦東部隊經過，於是和趙士炘商量後，我就陪張凡上四明山。
（選自《解放戰爭時期寧波地區革命史料》第二卷）
紅色堡壘村——太平閘村
馮德傳 餘柏靜 楊如漲 馮長標 孫如衝①
慈溪市範市鎮（原屬鎮海縣）的太平閘村黨支部，是1943年春建立的。在抗日戰爭的4年中，他們高舉紅旗支援新四軍浙東縱隊，踴躍參軍參幹，組織民兵協同作戰，掩護新四軍傷病員；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減租減息鬥爭，成為三北地區紅色堡壘村之一。1945年10月上旬，新四軍浙東縱隊奉命分批北撤，太平閘村黨支部，繼續團結一致，高舉紅旗，憑借機智的合法的方式，堅持在原地鬥爭，直至解放。
一、送走親人新四軍，救護傷員歸隊去
抗戰勝利了，太平閘村黨員、民兵和人民群眾都興高采烈。9月底，大批新四軍到了古窯浦海邊，要從這裏乘船北撤。
村黨支部的黨員岑祥紀、戚瑞林、馮德傳等為新四軍轉運物資，看著親人乘船渡海，心裏非常難過。他們是眼看三五支隊從浦東渡海過來的，當時三北一帶盜匪橫行，民不聊生，國民黨的遊擊隊根本不抗日，反而擾民遊劫。三五支隊一過來，就打日本鬼子，和群眾打成一片，太平閘村青年紛紛參軍，部隊也一天一天壯大起來，日本鬼子和偽軍都龜縮到據點中去了。如今迎來了抗戰勝利，可是親人卻要走了，烏雲要遮攏來了。
這時，準備渡海的五支隊首長派人找到了村黨支部，說：有一批傷員大約25人左右，是在周巷戰鬥中受傷的。國民黨的九十八軍一二三師一個團勾結偽軍妄圖把抗日的新四軍消滅，五支隊被迫自衛反擊，擊斃頑軍團長1名，俘虜200餘人，繳獲輕機槍20餘挺，長短槍200餘支。五支隊派來的人說：“這25個傷員，有5個是重傷，其他是輕傷，一時無法乘船北撤，太平閘村是老區的堡壘村，我們隻得把這批傷員托付給太平閘村老鄉，希望村黨支部救護他們。部隊首長準備撥出4000斤大米，作為傷病員醫治和生活之用。”黨支部同誌滿口答應，立即把25位傷病員分別抬送到村民家裏。由村裏的民兵、婦女會成員負責救護。當時太平閘村根本不具備救治的條件，連懂醫的人也沒有，全憑村民的一片熱忱。他們為傷員清洗傷口，喂粥，喂茶水，洗血衣、紗布。新四軍大部隊北撤了，國民黨的鄉公所立即掛出牌子，傳說國民黨的軍隊已到了三北，開始抓人殺人。村黨支部覺得傷員再住在村子裏不安全，頑軍一到，這麼幾十戶人家一個小村子，25個傷員，馬上就暴露，一定要把傷員轉移到安全地方去。大家商議再三，決定把傷員分批抬到海邊王家路、戎家等三處管理排水的閘屋裏，那裏離村子有幾裏路遠，又是海邊，即使頑軍到了村裏，隻要保守秘密，外邊人是不會知道的，飯和茶水，每餐派人送去。因最起碼救生條件都沒有，5個重傷員不幸死去。黨支部和民兵隻好含淚把他們埋在海塘邊。經過20天救治，10多個傷員基本上恢複了健康，他們是外地人，無家可歸，黨員岑祥紀和戚瑞林，就聯係了一隻哨船，把這10餘位戰士送到蘇北去，岑和戚兩人也隨船北撤了。不久，另外七八個傷員也基本恢複健康，黨支部就詢問他們是哪村人，有一個傷員是白沙河角那邊人，黨支部就派他的同鄉黃金貴搖了一條小船，裝著500斤大米，把他送回老家，其他也都送回家投親靠友了。
二、團結一致拒登記，“隻有民夫沒有民兵”
在新四軍北撤時，鎮海縣龍山區委的組織委員許梅生給黨支部開過會，估計到新四軍北撤後，國民黨鄉鎮政權會卷土重來，要預先做好準備，派黨員馮德傳為保長，姚春堂為副保長以應變。
範市鄉公所的鄉隊副張達果然在新四軍大部隊北撤不久，來到了太平閘村，張達一來，立即布置了兩件事：一是要民兵登記；二是要查找沈宏康的下落。
黨支部早已有了準備，統一了口徑說：
“我們村裏沒有民兵，隻有民夫。”
“什麼，太平閘會沒有民兵隊？”
眾口一致：“民兵沒有，為三五支隊挑挑東西做民夫是有的，國軍不是也常抓民夫嗎？”張達無法，又問：“沈宏康在哪裏？”
黨支部和沈宏康的父親沈長福也早已商定，張達逼問時都回答：“沈宏康是長福嬤帶來的兒子，不是長福伯親生的，他早不在村裏了，我們根本不曉得他在哪裏。”
長福伯的回答也是一樣：“宏康是我老婆帶來的，不是我親生。我早已與他脫離關係，根本不知道他在哪裏。”
大約是1945年年底，馮德傳正同胡玉麟、孫永山兩位留下的同誌在岑銀康家裏談話，娘來叫他說：“阿傳，家裏有兩個人叫你去。”馮回到家裏一看是兩個陌生人，一個戴大帽穿長衫，一個戴呂宋帽穿短打。感到吃驚，穿長衫的先問：“你是馮德傳嗎？”馮回答：“是”。那個穿短打的拿出手槍頂住馮，穿長衫的立即拿出手銬把馮德傳銬住，說：“我們是古窯浦來的叫你去一趟。”推推搡搡押去古窯浦。一路上又是打耳光，又是腳踢，還對馮德傳罵罵咧咧：“你私通土匪，給土匪做事！”這兩個人所說的“土匪”，就是指“三五支隊”。馮德傳心裏暗想：三五支隊愛護老百姓，怎麼會是土匪？你們倒真是土匪，分明是來敲竹杠的。這兩個家夥又問：“教書先生你認識嗎？”
馮德傳回答：“認識。”
“她是不是三五支隊？”
“我怎麼知道！”
押到古窯浦保長家裏，德傳的父親連忙同餘祥榮來找古窯浦開明士紳虞家芝。請兩個家夥吃飯。這兩個家夥開口了：要用錢來交保。
德傳的爹回到村裏，找黨支部和民兵們想辦法。太平閘村隻有棉花，出售棉花換口糧吃。於是你拿出5斤棉花，他拿出10斤棉花，也有一個黨員拿出30斤棉花的。棉花折合錢，一共有32個黨員、民兵和群眾湊集了480斤棉花，折合成一筆巨款，送到古窯浦這兩個家夥那裏，把馮德傳保了出來。
三、新四軍北撤了，共產黨的旗幟還在
新四軍北撤後，一時與上級黨失去了聯係，黨支部怎麼活動？支委水榮、阿銀、德傳三個人商量：新四軍北撤了，但是我們要繼續保持黨的旗幟，支部公開不能活動了，是不是用兩個辦法：一是利用三五支隊剛來時組織弟兄會形式結拜兄弟，把積極分子團結在一起；一是學習南泥灣精神開荒發展生產。
於是在1946年正月十五，先由兩個黨員與比較接近的4個青年結為6兄弟，大家宣誓：“團結一致，共同對敵，有福同享，有禍同當。”
這六兄弟結拜的消息一傳出，接著岑水榮就舉行十結拜，後來又有餘祥興的八結拜，幾個黨員把民兵積極分子20多人都團結在一起，擰成了一股繩。
1945年的大年三十後半夜，長福爸偷偷跑到馮德傳家來通知：“宏康回來了，在家裏，叫你去我家，他有事。”沈宏康是1945年10月初由慈鎮縣工委布置秘密堅持在莊市區的，因為慈鎮縣特派員蔣子瑛同誌在新四軍北撤不到半月就犧牲了，他也正為著找不到上級關係而焦急。但是他還是記得在家鄉他親自發展的幾個黨員，他要把這些黨員聯係接上。
馮德傳彙報了黨支部如何抗拒國民黨鄉公所強迫民兵們登記，如何用結拜兄弟形式抱成一團……
沈宏康說：“你們這樣做是對的。新四軍北撤了，但是我們黨還在，我們黨員要高舉紅旗。當然，我們不能冒冒失失，要注意隱蔽，保存自己，等待時機。”沈宏康又個別找了岑水榮等同誌交談。
水榮談到餘柏靜從四明山回家來打埋伏。餘柏靜是1943年由沈宏康介紹入黨的，由組織上送到梁弄四明行政公署參加革命工作。沈說：你叫她到我家來。餘柏靜正在為找不到黨組織而發愁。她一聽沈宏康叫她，馬上拿了介紹信到宏康家裏，她的心裏有說不出的興奮。她說：組織上叫我們在家鄉打埋伏，把組織關係轉到三北特辦，可是三北特辦在哪裏呢？我真急死了。她恭恭敬敬把介紹信交給了沈宏康。沈宏康布置她：可以用抗日戰爭時期姐妹會形式用結拜姐妹方法串連幾個婦女積極分子，把婦女團結起來。他問餘柏靜：你比較要好的有哪幾個婦女積極分子？餘柏靜說出了三個人：一是她的阿姨，出身貧苦；一個是蔡阿月；一個是岑銀花。抗日戰爭時期都是積極分子，與她也很談得來。沈宏康說：你可以找她們用結拜姐妹形式。將來看她們表現，可以發展為黨員。你的關係，歸我單線領導。後來這3個婦女積極分子都秘密入了黨。
太平閘支部，在新四軍北撤後，留下6個黨員。1947年在結拜兄弟中發展了5個，1948年又發展了5個，解放戰爭中一共有16個黨員。另外還有餘柏靜等4名婦女黨員。
四、開荒無罪，種田有理；反攻倒算，教師遭害
黨支部除了用結拜兄弟形式抱成一團外，平日主要活動是開荒。大家討論：現在不是抗日戰爭時期，公開提學習南泥灣口號目標太暴露。還是提出不影響海塘開荒，自開、自種、自收。如果有人幹涉，起碼得自種、自收3年免稅，3年後打算交租。從1946年下半年開始，共開了16畝荒地，種上豆子、棉花，長勢喜人。這件事引起了範市鄉鄉長範道倫的注意，他傳下話來：太平閘村刁民亂開荒，破壞生產，要寫一個報告上來。村裏沒有人會起草報告，就請村校的教師周勤達（周堯連）來寫。周勤達在三五支隊裏當過文化教員，思想進步，很有正義感。他寫了一份報告，義正詞嚴地說：開荒無罪，種田有理……範道倫看了報告，大吃一驚：太平閘村都是紅腳梗，沒有人會舞文弄墨，而且寫出來的話，全是共產黨為窮人說話那一套。仔細一查，知道是太平閘村村校教師周勤達寫的。於是他在範市大開祠堂門，敲鑼集合人：凡16歲以上男丁，攜帶釘耙、鐵鍁、鋤頭，大約有200來人。此事發生在1947年7月23日上午，大隊人馬氣勢洶洶趕到太平閘村，岑水榮正在理發，頭還隻理了一半，就被抓住，還有吳開順也被抓住。範市這些人在範道倫挑動下，下落不問，用鐵鍁、釘耙就行起凶來。水榮和開順憑著力氣大，分開眾人逃了出來。範市的另一部分人就把大批棉花橫倒。還有一夥人說要燒村校草舍，把草舍拉倒。周勤達站出來說：“你們這樣把棉花橫掉，這是破壞生產，至於要燒掉學校更是不對的，學生要讀書。”行凶的暴徒想：正要找你這個四隻眼先生呢，一拳打過來，把周先生的眼鏡打掉了，又上來幾個人，把周先生拖到新塘頭蘆葦塘壕溝洞裏，範小龍兩兄弟為首把周先生活活用鐵鍁打死。
打死了人，這批被煽動起來的人也有點心寒（害怕），就匆匆回去。太平閘村青壯年一邊派人把周先生的屍體保護好，一邊集合人馬要找範市人算賬。那些肇事的範市人回去後，範道倫又派人敲鑼，開祠堂門，惡言挑撥：太平閘村人要來報仇，凡16歲以上青壯年組織兩個隊，守住村莊。
太平閘村黨支部成員雖然報仇心切，經研究分析後認為：這是範道倫煽動宗族情緒，讓受欺騙群眾出來“打大陣”，目的是反攻倒算，因為1942年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和三五支隊領導太平閘農民實行減租減息，範道倫見現在新四軍三五支隊北撤了，是他的天下了，他想殺害仗義執言的周先生；如果我們上了當，也去“打大陣”，雙方受到傷害的都是群眾。現在首要的是通知周先生家屬，通過合法鬥爭形式，向鎮海縣農會轉縣政府去控告。可是在當時，政權是國民黨反動派控製的，縣長周力山以“周先生曾是‘共匪’，作‘通匪’論處”，不了了之。一直到解放後，在鎮壓反革命時，人民政府才將範道倫和凶手範小龍兄弟公審後鎮壓。
五、太平閘人民心向黨，出錢出人支持武裝
1947年正月初一，沈宏康又秘密回到了老家。他找黨支部成員傳達華中局1946年9月20日的指示，黨員們記住三句話：放手發動群眾，重新開展武裝鬥爭，恢複和發展浙東遊擊根據地。這是沈宏康在11月間與中共鄞慈特派員兼慈鎮特派員陳愛中接上了關係後，陳愛中向他傳達了華中局重要指示，並要其廣泛向黨員傳達。1947年1月，趙士炘從山東被派回來，任慈鎮縣特派員。趙和沈兩人從山南到山北，趁春節之間，以訪友走親眷為名，向黨員傳達上級要重新建立武裝的指示。太平閘黨支部成員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個個摩拳擦掌。沈宏康又受趙的派遣，到上海聯絡北撤後隱蔽在滬的許多同誌，如鄭俠虎、孫永山、宓文海、施阿林等等。他把第一次去上海帶回來的孫永山等人送到四明山去受短期訓練，自己回到慈鎮地區準備在甸山鄉窖湖地方繳鄉公所的武器，成立武工隊。當時趙、沈兩人是赤手空拳，要繳槍成立武工隊。要人，已經從上海等地聯絡了一部分同誌，是沒問題的；但人要吃飯，這就要錢，錢從哪裏來？沈宏康想到：隻好向太平閘老鄉們籌集了。老趙為難地說：“太平閘村很窮困，全年吃雜糧，難得收起棉花，還要繳租、繳稅，剩下幾斤是作為春耕生產的吃飯本鈿的。”可是沈宏康給太平閘村支部成員一說，馮德傳、水榮就和保長阿銀的爹商量（這個保長也是共產黨組織安排的）。阿銀爹說：“隻要三五支隊重新拉武裝，我們忍饑挨餓也願意。”於是挨家挨戶動員，這一家拿出5斤棉花皮，那一家拿出10斤，很快籌集了500斤棉花的錢，讓武工隊有了立足之本。
窖湖繳槍成功，慈鎮縣成立縣大隊，有兵源、有幹部，各區積極開展工作，太平閘村這個隻有60幾名青壯年的小村，有一半以上的人參軍、參幹。首先是黨員餘柏靜，她不顧家人反對，動員了自己家裏的3個雇工參軍。沈宏康說：“春耕開始，你家雇工都走了，會不會影響你家生產，你爸會不會罵你？”餘柏靜義無反顧地說：“讓他們跟你走！”太平閘村在抗戰期間不到3年中有22人參軍、參幹，3年解放戰爭中陸續又有33人參軍、參幹，其中有4人犧牲。詳見下表：
六、保守秘密，寧折不彎；掩護幹部，萬死不變
1947年10月，慈鎮縣中區區工委成立，太平閘黨支部第一個恢複了活動。由於太平閘村黨支部這個戰鬥堡壘堅強有力，太平閘村群眾覺悟很高，縣工委決定在村裏成立一個聯絡站，由姚春堂負責。縣工委、中區區工委、武工隊經常以太平閘村為基點開會、籌劃、商議革命鬥爭大事。在太平閘村黨支部領導下，全村老小不但動員親人參軍、參幹，而且冒著殺頭、坐牢的危險，掩護部隊、幹部的活動。
餘柏靜在還未脫產工作前，就動員婦女支部的幾個黨員，秘密為部隊做軍鞋。當時部隊還沒有公開，村裏一部分老婆婆封建思想還很濃厚，青年姑娘做男人穿的鞋子容易引來議論，暴露目標，所以餘柏靜她們隻能偷偷地做，一共做了10雙軍鞋，送給了部隊，受到了部隊首長的表揚，認為這比買來的力士鞋還要寶貴。
太平閘村又重新發揮了紅色堡壘村的作用。因生孩子而未北撤的民運幹部屠劍秋（張誌飛妻子）隱蔽在太平閘村小學教書，落腳在葉浩昌家，葉媽媽待她如親人。1947年7月一個晚上，屠劍秋起來小便，葉媽媽為她點了燈，這燈光被埋伏在附近的國民黨保警隊看到了，破門而入，前來查問。葉媽媽不慌不忙說：“這是我上海回來的大女兒。”屠劍秋也連聲喊“媽”。敵人見問不出什麼，就將屠手上戴的一隻金戒指搶走，揚長而去。
同年上半年，原抗日時期海防大隊戰士王阿月有任務來三北，住在岑銀芳嫂家裏。那天正好鎮海保警隊來“清鄉”，他們抓了七八十人押到曬場上，要全村人一個個去認，有人認識就放了。後來隻剩下兩個人了，其中就有王阿月。銀芳嫂心急如焚。與老伴和女兒商量，決心不顧個人安危，當場去認親。銀芳嫂向敵人說：“阿月是我上海來的侄子，所以大家不認識他。”葉浩昌當時也幫銀芳嫂說話，敵人隻得把阿月放了。王阿月和銀芳嫂從此結成深厚的友誼，解放後成了她的女婿。王阿月就像兒子一樣孝敬她。
當中區區工委負責同誌林之山胃病發作，住在太平閘村崔鬆海家“打埋伏”時，鬆海的妹妹像服侍兄長一樣服侍老林。有一次敵人來了，鬆海就背著林之山去別處隱蔽。解放後，鬆海的妹妹一直與林之山兄妹相稱，像親戚一樣往來。
1947年6月底，沈宏康奉命在太平閘陳家路一帶接應浦東渡海過來的張凡部隊。部隊登岸後，遭到敵人襲擊，幸虧太平閘村黨員事先在淞浦河上準備好4條小船，使部隊順利突圍。可是有3擔子彈掉入陳家路附近河中。馮德傳等黨員、積極分子花了兩個晚上，潛水把子彈打撈上來，又秘密放到瓜田裏晾燥，全部送上四明山，解了主力部隊缺少子彈的燃眉之急。9月7日，大雨滂沱，慈鎮縣工委在太平閘召開部分區工委書記、武工隊隊長會議。半夜，敵百餘人突來包圍。武工隊員陳其昌發現敵情鳴槍報警，縣工委領導人分頭突圍，敵人遷怒於群眾，抓去姚春棠、葉浩昌、岑堯芳、葉鬆元、沈世灣、範厲祥、沈長福等7人，嚴刑逼供，還搶去一部分款子。被捕群眾不畏強暴，未暴露絲毫革命秘密，後共湊齊2500斤棉花價的款子保釋出獄。3年解放戰爭中，敵人8次共捕去了太平閘村群眾21人次。男的被捕，表現堅強，家屬毫無怨言，雖然，經濟上蒙受損失，但始終保守革命秘密。
共產黨與群眾血肉相連，使這個紅色堡壘村更加鞏固，越來越堅強。1947年10月，陳其昌舍身救全村就是一個典型。陳其昌原是太平閘村雇工，抗日戰爭時期參軍，北撤時因左腳負傷留下。1947年3月參加縣武工隊，10月因患病住沈孝仁家休養。深夜聽到狗吠聲，陳其昌立即出來，與敵人相遇，終因身患重病，在跳河時被捕。敵人還捕去胡榮水、胡仁龍、胡張浩等人，和陳一起關押在範市鄉公所。敵人妄圖從陳其昌身上打開缺口，摧毀紅色堡壘村。警察所長聲稱：“隻要有人來認，你就可以保釋。”陳早就識破敵人的陰謀，堅持說不認識太平閘村任何人，並悄悄對胡榮水說：“你們一定要講不認識我，否則太平閘村保不牢，要趕快設法轉告太平閘村男女老少。”一個星期之後，敵人押陳到太平閘村，說：“你這個人，隻要有認識的人，還可以保釋。”可是陳堅持說不認識人。趁敵人不備，還悄悄關照小店餘耕新：“公公，你千萬不要叫我，告訴所有人不要叫我，否則太平閘村保勿牢。”陳其昌後來為全村群眾的安全英勇就義。全村人民親手掩埋了烈士。解放後，還給他建造了一座碑亭，每逢清明節，眾多群眾前去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