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閑讀詩書 為了忘卻的紀念
“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中這樣寫道，“我早想寫點文字來紀念幾個青年的作家（左聯五烈士），這並非為了別的，隻因為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鬆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
站在魯迅身後，為了紀念魯迅及“魯迅式的精神界戰士”，錢理群教授“拒絕遺忘”：魯迅是屬於中國當代青年的，並由此把自己研究工作的目標歸結為一點：盡可能如實地把自己所認識到的魯迅的本來麵目介紹給當代青年，使青年衝破種種曲解、誤解而造成的迷霧，直接接觸魯迅作品，與魯迅進行心的交流。於是“幾十年來一直糾纏我的靈魂，使我坐寢不安的感情重擔已經卸下，我還要再期待什麼呢？難道我們這一代人就應該這樣永遠地惶恐而緊張下去麼”？“不，是魯迅所說‘竦身一搖’，將一切‘擺脫’，‘給自己輕鬆一下’的時候了”。步魯迅後塵，“拒絕遺忘”其實是“為了忘卻的紀念”。
有人說，普希金在俄國家喻戶曉，他成為每個人靈魂的一部分。那麼，我們可不可以這樣說：魯迅已成為我們中國人靈魂的一部分，這是一麵；另一麵是，通過魯迅審視現在，阿Ｑ是否已化作我們血液中的有機部分在我們每個人的周身流轉？在“血水裏浴（過）”“堿水裏煮（過）”，從而有著“豐富的痛苦”的錢理群教授接近和認識了魯迅及“魯迅式的精神界戰士”，從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命與學術，寫作的基本立足點。麵對“對魯迅講得太多，太過頭”的言詞，堅持：我們至今對魯迅對我們這個民族的意義，對未來中國發展的潛在價值，還是認識得不夠，現在不是“講得太多”，而是要求“講得更深入”，更不能將魯迅“送進博物館”，而要進一步在知識分子與全民族發揚魯迅精神傳統。
錢理群教授的關注、思考與研究主要是四大塊，這也是《拒絕遺忘》的主要內容：一是對曆史與現實的“國民性弱點”的反省與批判（該書第一輯：世紀思想遺產）。中國人多是“做戲的虛無黨”，有迷信，有狂信，沒有“堅信”，很少是“信而從”，而是“怕而利用”；中國是一個“文字的遊戲國”，以此認識中國宣傳的特點是缺什麼就講什麼就明明白白了；中國的群眾都是“戲劇的看客”；而中國知識分子有三重身份：既是“官（自然又有了新的名目）的幫忙、幫閑”，又是“商的幫忙與幫閑”，還是“大眾（以及各種‘大眾代言人’）的幫忙與幫閑”。背負因循，擺脫之道，唯在“立人”。錢理群教授認為：對於魯迅，以爭取人的精神獨立與自由，反對對人的一切奴役為內涵的“立人”思想，是貫穿他的全部著述的中心思想，同時也構成了他的基本價值尺度，成為他的終生不渝的理想，以至信仰。
二是對知識分子（首先是對自我）的弱點的反省與批判（第二輯：知識者的心路曆程）。曹禺戲劇生命流程成為“被改造”的標本，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個側麵，王瑤“掙紮”的意義，“我與魯迅”，等等，知識者的心路豐富著痛苦。
三是對本世紀思想文化發展的曆史經驗教訓的反省與總結，涉及魯迅對“現代性”問題的思考與“現代性”目標的確立等為現實生活所激發的新問題（第三輯：精神死亡的大悲劇）。中國知識者“想”“說”“寫”的困惑；“遺忘”背後的曆史觀與倫理觀；我看九十年代北大學生……這是供奉精神的祭台。精神死亡表明魯迅精神不可缺席。
四是對魯迅式的“精神界戰士”的尋蹤，精神譜係的續接（第四輯：尋找“精神界戰士”）。從精神祭台上下來，我們似無一味悲觀絕望的理由，在這部分，我們看到穆旦、顧準等“魯迅式的精神界戰士”在“曠野”中麵對“無物之陣”，在憂痛與孤獨中求索，“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從根本上說，中國要發展，中華民族要中興，離不開人文觀照，繞不開“魯迅”。向前進的中國總得有人關注魯迅，探尋個體心靈，搜索全民族的“隱私”。雖然我們不可能人人像錢理群教授那樣靠近魯迅、有激揚文字，但我們至少可以借助錢理群教授的引導，瞻仰“魯迅的遺容”。這裏要多說一句的是，《拒絕遺忘》不是速食文化快餐，是“幹糧”，沒有什麼水分，啃起來有些硬，不合現代流行胃口。說到魯迅，“軟”不起來，隻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