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問與文藝有相通的一麵，所以在那篇文章裏我強調了作家要加強學習特別是文化知識的學習。但學問與文藝，畢竟也有不同的一麵：前者相對地重理智、重思維、重積累、重循序漸進、重以公認的標準與手段加以檢驗而能顛撲不破的可驗證性；後者則常常更多地（也不是絕對地）重感情、重直覺、重靈感、重突破超越橫空出世、重個人風格的獨特的不可重複性無定法性。
例如，甲先生是那樣的懂文學、懂文論與文學史，讀過那麼多文學讀物，談起文學來是那樣如數家珍，為什麼他硬是搞不成創作呢？（毛主席就批評過：中文係的畢業生不會寫小說……試答如下：隻是喜愛文學的人最好去教文學講文學論文學；而隻有既喜歡文學更熱愛生活執著生活並能夠直接地不借助於現成書本地從生活中獲得靈感、啟悟、經驗與刺激，從生活中汲取智慧、情趣、形象與語言的人才好去創造文學。）生活是文藝的唯一的源泉，文學本身並不能產生文學，隻有生活才能產生文學。這些都是我的一貫信念。作家應該善於讀書更需要善於讀生活實踐的大書、社會的大書。學者當然善於讀書，如能通一點大書（不一定同時是實行家）也許更好。換一個說法，作家多少來一點（不是全部絕對）學者化，學者多少來一點生活化，大家都學會傾聽生活實踐的聲音，如何？
或又問，乙先生是那樣的學貫中西、文通古今、讀書萬卷、著作等身，為什麼聽他談起某個作家作品卻是那樣博士賣驢不得要領，或郢書燕說張冠李戴，或刻舟求劍削足適履，使生動活潑奇妙緊張的藝術鑒賞的痛苦與歡欣，淹沒在連篇累牘而又過分自信的學問引摘裏？
試答：學問也能成為鑒賞與創作的阻隔。已讀過的書可能成為未讀過的書的閱讀領略的阻隔。已經喝過太多的茅台、五糧液，並精通“茅台學”“五糧學”，不但無法再領略“人頭馬”“香檳”，不但無法再欣然接受“紹興黃”“狀元紅”以及“古井”“汾酒”，甚至也不再能領略茅台酒與五糧液。因為對於這些人，新的茅台五糧液引起的不是精密的味覺嗅覺視覺的新鮮快感，而是與過去飲用茅台五糧液的經驗的比較，與先入為主的“茅台學”“五糧學”的比較。已有的經驗起碼幹擾了他的不帶成見的品嚐。所以幾乎中外所有的老人都常常認定名牌貨一代不如一代，都認定新出廠的茅台摻了水。經驗與學問的積累、牽累、累贅，使他們終於喪失了直接去感覺、判斷外在的物質世界的能力，甚至喪失了這方麵的興致。當然，這種學問（經驗）的幹擾不一定都是否定意義上的。如果新的文藝接觸恰恰能納入先前的學問體係之中，如果某個文藝成果恰恰能喚起已有的但已逐漸淡忘模糊的學問經驗，它也能激起一種特殊的狂喜，獲得一種一般人難以共鳴的“六經注我”的心得體會。這裏的主體性是自己已有的包括已忘未忘的學問經驗，而不是文學藝術作品本身。最後，不但六經注我，生活也注我，宇宙也注我，“我”隻能不斷循環往複，而不注我的也就隻能置若罔聞了。實實的可歎！
舉個例子。偶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第二百八十九頁《與高陽書》中，這位大學者是這樣說的：“我寫了幾萬字的考證，差不多沒說一句讚頌《紅樓夢》的話……我隻說了一句：‘《紅樓夢》隻是老老實實地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此外，我沒說一句從文學觀點讚美《紅樓夢》的話。”胡適接著寫道：“老實說，我這句話已過分讚美《紅樓夢》了。書中主角是赤霞宮神瑛侍者投胎的，是含玉而生的——這樣的見解如何能產生一部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小說！”
（王某忍不住插話：是您給《紅樓夢》戴上自然主義的帽子，後來發現它的腦袋號不對，所以“不能讚美”腦袋，卻必須堅持帽子的價值的無可討論與無可更易。削頭適帽，確與削足適履異曲同工。）
胡適自我感覺良好地說：“我曾仔細評量……我平心靜氣的看法是：雪芹是個有天才而沒有機會得著修養訓練的文人——他的家庭環境、社會環境、往來朋友、中國文學的背景等等都沒有能夠給他一個可以得著文學的修養訓練的機會，更沒有能夠給他一點思考或發展思想的機會（前函譏評的‘破落戶的舊王孫’的詩，正是曹雪芹的社會背景與文學背景）。在那個貧乏的思想背景裏，《紅樓夢》的見解也不過如此。”
胡適接著舉“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靜的……”為例，指出“作者的最文明見解也不過如此”，更舉賈雨村的關於清濁運劫的“罕（悍）然厲色”的長篇高論，指出“作者的思想境界不過如此……”我想，我從未懷疑過胡適是有學問、頗有學問的人，我對他的學問不乏敬意。而且我知道胡適寫過具有開創意義的新詩集《嚐試集》，雖然其中的詩大抵中學生水準，在當時能帶頭用白話文寫詩，功不可沒。但看了他對《紅樓夢》的評價，我頗懷疑他是否有最起碼的文學細胞和藝術鑒賞細胞。這位大學者讀文學作品的時候未免太缺少一種純樸、敏感的平常心、有情之心了！他老是背著中西的學問大山來看小說了，沉哉重也！什麼叫“沒有機會得著修養訓練”呢？把曹雪芹送到康奈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或高爾基文學院去留留學如何？什麼叫“思考或發展思想的機會”？是指他沒有與蘇格拉底、柏拉圖對過話還是指他沒有在導師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什麼叫博士，胡當然是知道的，什麼叫大作家，知道嗎？曹雪芹的價值在《紅樓夢》而不在他的學曆和論文。更不在他的背景，我們叫作“階級出身”的。如果曹雪芹的“背景”不是“破落戶的舊王孫”，而是洛克菲勒家族或牛津、劍橋的曾獲諾貝爾獎獎金的學者之家，他還是曹雪芹嗎？他寫出的還能是《紅樓夢》嗎？曹雪芹的見解、思想境界也許不如杜威或者薩特高明，所以他沒有貢獻出什麼什麼主義，正如那幾位大哲學家沒有貢獻出《紅樓夢》一樣。而《紅樓夢》的價值，當然不在於表達曹雪芹的“修養訓練”“發展思想”“見解高明”（這些都適合於要求博士論文而不宜於要求“亙古絕今第一奇書”——蔡元培語——的《紅樓夢》）。《紅樓夢》的價值在於它的原生性、獨創性、生動性、豐富性、深刻性。人們麵對《紅樓夢》的時候就像麵對宇宙、麵對人生、麵對我們民族的曆史、麵對一群活靈活現的活人與他們的遭遇一樣，你感到偉大、神秘、歎服和悲哀，你感到可以從中獲取不盡的人生體驗與社會經驗、不盡的感喟、不盡的喜怒哀樂的心靈深處的共振，也可以從中發現、從中探求、從中概括出不盡高明的與不甚高明的見解。《紅樓夢》的價值在於它創造了一個世界而不在於去解釋這個世界。“天何言哉”？“天”創造了四時萬物，對四時萬物發表見解則是真正聰明與自作聰明的亞當夏娃的後代們的事。《紅樓夢》的價值還在於它的真切與超脫，既使你牽腸掛肚又使你撲朔迷離、悵然若失。隻有喪失了起碼想象力的博士才會認為有必要指出曹雪芹的缺乏婦產學知識，他竟然認為寶玉是神瑛侍者投胎與銜玉而生！這使我想起我在“五七幹校”時學的批判材料，材料說：“明明蔬菜是我們貧下中農種的，作家卻說是兔子種的，這不是睜著眼說瞎話嗎？”（指那個家喻戶曉的“拔蘿卜”的故事。）原來教條主義也是不分“左”“右”地親如同宗的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