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教學有其獨特之處，，其”教育不能脫離生活”的理論，是他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本之以小學、四書，持之以躬行實踐”，常用程子的話勉勵學生說：”當以聖(聖人)為誌；言學，當以道(指法則、規律)為誌。然進修不可躐等(越級)，必先從事於小學，以立其基；然後進乎大學，以極夫體用之全。”要求學生循序漸進，打好基礎；不要好高騖遠，一步登天。他主張言傳身教、因材施教、啟發引導、為人師表，把”天理”、”居敬”、”踐行”作為自己日常行為的規範。他的教學方法與眾不同，和學生一起勞動，一起生活，在勞動中講學，在勞動中授教，在勞動中悟”道”。他一生講學鄉間，躬耕食力，粗衣蔽履，飯糲蔬豆，將生活性、實踐性、道德性融為一體，用”理”來檢點日常行為，自我教育，自我反思。他認為”痛省身心，精察物理”，是通向”天道”的階梯。從其學者數百人，不少學生均成為後來的名人學者，名動天下。其學生胡九韶說：”惟先生遇患難仍能學習、進益，別的人則不免意誌頹唐而懶怠下去”。
對其理學的推崇可想而知了，這次他撰寫的文章就朱熹理學加以讚揚，在充分理解朱熹理學精髓的同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萬變之紛紜，而應之各有定理”。就是說，大千世界，萬事萬物，都有它們自身的規律。他的學生魏莊渠雲：”天地萬物，血脈相貫”。他主張”存天理，滅人欲”。”窮通、得喪、死生、憂樂，一聽於天”。他所指的”天理”，即是自然法則，這不能說不是唯物的。同時，他把”舉天地之道”，當以”聖人”、”君子”的準則。曾謂：”未至於天道，未至於聖人，不可謂之成人”。在這裏，吳與弼把”天理”，作為一個人道德修養和認識事物的最高標準。主張”天人一理”、”人之所以為人”，是”以其有此理也”。但是，他又認為此”理”，不是所有人的都能領悟的，隻有像聖賢那樣的人，才能”窮通其道”，這就是”聖人體天”觀。一個人出處進退，”惟學聖賢為無弊”，”苟一毫不盡其道，即是自絕於天”。人生處世，”須以天地之量為量，聖人之德為德，方得恰好”。按吳與弼的說法，”聖人”不是高不可攀的神人，而是可以通過學習，修養而達到的。這種觀點，立即引起了不少人讚揚，文章刊登的第二日，報紙便搶購一空，而沒買到的士農工商少不了呼籲多些發行量，楊崢有意提高這欄目的影響力，為此決定加印，在錦衣衛的幫忙下，充分調查了所需要的人數，楊崢在這個大概的數字基礎上，加印了一萬分，誰知仍無法滿足，其勢頭不僅讓楊崢感到意外，就是皇帝也感到不可思議，在重新加印了一萬份後，才算是壓住了這種勢頭。
經此一鬧，天下無人不知吳大師的大名了，據說文章刊發的第二天，求學者就絡繹不絕，算是徹底讓這樣一個身體力行的當代大事火了一把。
吳與弼再接再厲，於半月後再發一篇文章，對朱熹理學加以更完美的闡述，文章認為，”理、”，貫穿到自己日常生活中去。以”理”作為衡量一切、分析一切、判決一切、處理一切，分清是與非、正與反、善與惡、得與失，乃至於憂和樂，生與死的標準，使自己成為理想中的”聖人”、”賢者”。要實現這一目的，”必兢兢於日用常行之間，何者為天理而當存，何者為人欲而當去世，涵泳乎聖賢之言，體察乎聖賢之行”。一個人要達到這一步，在吳與弼看來，就需要”慎獨”其心，”居敬”、”窮理”。他說：”人須整理心下”，”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如此隳，可不懼哉！”所謂”居敬”，就是”言自處以敬”；所謂”窮理”，就是”窮究事物的道理。《周易•；說卦》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何”居蔽”、”窮理”呢？吳與弼說：”靜時涵養，動時省察”。他指的”涵養”，即”含容”，修養，就是”克己複禮”。他認為：”一事少含容，蓋一事差，則當痛加克己複禮之功”，”隨遇而安之理”，”事往往急便壞了。”吳與弼還把涵養，比作一大關口，說：”凡怨天憂人，皆是此關不透耳”。並指出：”涵養本源功夫，日用間大得”他指的”省察”，就是用封建倫理的”仁義禮智”四端，來體察自己的言行。”約束身心，此為敬也”。指出：”處大事者，須深沈詳察”，”所得為者，言忠信，行篤敬”。”日用嘉言聖賢聖嘉言善行沃潤之”，強調：”動時工夫尤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