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要見您。”
“那我告訴你，你到哪裏了我都不會見你的。請你立即回去。再見！”
我又把電話掛了。
嶽父走過來，輕聲問：“怎麼了？”
“沒什麼，是一個讀者。”我含糊其辭地說。
然後，我回到臥室，躺在了床上，越想越不舒服。
假如，這個金延延是個女孩，那麼就很好理解了。可是，他是一個男人，一個跟我一樣的男人，這就顯得很怪。而且，他對馬明麗的感情那樣深！第一次見到他，他幾乎是臨近了崩潰的邊緣……
又過了一天。
這一天裏，我的心不再純淨，一直籠罩著一個陰影，一個節節逼近的陰影。
我把事情的前前後後都對太太說了。
果然，第三天傍晚，還是那個時間，他又打來了電話。
這次，電話一響，我就想到是他，沒有去接。我對太太使了個眼色，她去接了。她按了免提。
“喂，找哪位？”
“我找周老師。”正是他。這一次，他的聲音似乎更近了。
“你貴姓？”
“我姓金。”
“他不在。”
“我現在到肇東了。你告訴我，他家在肇州什麼地方？”
“對不起，我不認識你，不會告訴你。你有什麼事嗎？我可以轉達。”
“你對他說，我要見他。”
“好吧。再見。”
放下電話，太太和嶽父嶽母都看我。
他又近了一步！
第四天傍晚，我和太太靜靜地坐著，等待電話響起。
電話一響，太太像受了刺激一樣抖了一下，看了看我。
我示意她去接。
她走過去，把電話接起來。
“我姓金。”他在電話裏麵說。
“你找周德東是嗎？他不在。”
“我知道他在。”金延延的聲音變得很冷。
“他真的不在。”
“我到肇州了。”
這個莫名其妙的南方人已經到了肇州了！
肇州隻有巴掌大，這個陰影和我的距離近在咫尺！
“請你轉告他，不管他接不接電話，我都不會離開這裏，我就算挨家挨戶地找，也一定要找到他！”
太太顯然對他的這句帶有恐嚇的話很反感，她大聲說：“你這個人真奇怪。他早就說過，不想見你，難道你聽不懂嗎？”
這一次，是他先把電話掛了。
我的心亂起來，充滿了恐懼。
這個瘦小的人就在肇州。
他每時每刻都在尋找我，我相信，終於有一天他會陰著臉站在我麵前……
幾天過去了，金延延的電話一直沒有再打過來。
我想，我不能坐等，得主動出擊。
這一天，我戴上了一個墨鏡，穿上了內弟的一件厚厚的羽絨服，上街了。
當時是冬天，街上除了幾個擺攤的，很少有行人，顯得空蕩蕩。因為冷，那些擺攤的都戴著大口罩，看不見臉麵。他們都在冰雪地上跺著腳。
我賊眉鼠眼地東張西望。我擔心這個金延延一下就從路邊哪棵樹後跳出來，臉色蒼白地站在我麵前。
這時候，我越來越感到，那個所謂馬明麗的故事其實是虛無飄渺的。這個瘦小的男人用一個最能打動作家的故事進入了我的生活，然後他一步步逼近我。至於他到底要幹什麼沒有人知道。
我小心地看著路邊的一棵棵樹，十分緊張。
我想到賓館和旅店查一查，有沒有一個叫金延延的人住在那裏。
我懷疑他在騙我。
也許，他並沒有到哈爾濱，也沒有到肇東，更沒有到肇州。他是在逼迫我答應見他的麵，然後他再動身。
誰那麼傻呢？人家根本沒答應見你，你就千裏迢迢地趕來？他撒過謊的，比如那兩個打不通的電話號。
我主要考慮的是：他見我究竟要幹什麼？
我甚至想到了最壞的結果：
也許，他後來瘋狂了，認為他女朋友是因為思念我才得了那種腦病，他要殺了我，用我的血祭奠他女朋友的亡魂。
那一天，我幾乎走遍了肇州所有的賓館和旅店，都沒有查到一個叫金延延的客人。
我擔心他身份證上登記的不是“金延延”這個名，每次當服務員告訴我沒有這個客人之後，我都要問一句：“有沒有從廣西來的客人？”人家都告訴我：“沒有。”
天有點黑了，我的心情放鬆了許多。這個人沒有來，他是在嚇我！
回到家，我對家裏人說了我走訪的結果，家裏人都放下心來。
嶽父叮囑我：“外麵什麼人都有，跟人交往千萬要謹慎。”
那天，我跟太太開始商量今後該怎麼辦。就是那一天，我做出了後半生的決定：去北京。
太太說：“去北京做什麼？”
我說：“辦一本恐怖雜誌。”
後來，我果真這樣幹了。但是，我的恐怖雜誌不幸流產，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接著，我就開始了恐怖文學創作。
可以說，我搞恐怖文學，金延延這個人起到了啟發性的作用。
我和太太向來說動就動。
在決定去北京的第三天，我們就離開了肇州。就像當年我們從東北去西安一樣。
離開肇州的前一天晚上，我到商店去買了一些東西。我坐蹦蹦車回嶽家的路上，看見路邊有一家很小的旅館，叫什麼“順民旅社”。我沒有到這裏找過金延延。
我立即對蹦蹦車司機說：“停，我下車。”
這家私人旅館很低，很暗。窗口裏，一個穿綠毛衣的女人正在吃飯。她見進來了一個人，立即放下碗，說：“你住店嗎？”
“我查一下，你這個旅館裏有沒有住進一個叫金延延的人？”
她看我不住店，那份熱情立即就消失了，她不太情願地拿起登記本，說：“男的女的？”
“男的。”接著我又說：“從廣西來的。”
她前前後後翻了翻，說：“沒有。”
“噢，謝謝。”
說完，我就朝外走了。
我剛剛走到門口，那個女人突然叫了一聲：“你等一下！”
我打了個冷戰，停下來，轉身看她。
她說：“有一個從廣西來的。”
我感到身上發冷：“他叫什麼？”
她湊進燈光看了看：“姓馬……”
“叫什麼？”
“馬……朋麗。”
“你再看看！”
“噢，是馬明麗。”
馬明麗！
一股骨灰的味道在我的四周彌漫開來！
我朝前麵黑糊糊的走廊望過去，沒有人出現。那走廊兩旁是房間，很多門。
那個陰影隨時都可能出現！
我想立即走開，又感到這事太蹊蹺，就問：“這個客人是男的是女的？”
她的嘴裏已經吃進了一塊雞肉，正用力地吐著骨頭，終於“啪”的一聲把那個骨頭吐在了桌子上，說：“是個男的，長得像小雞一樣瘦。”
我壓低聲音，問：“現在他在嗎？”
那個女人又夾起一塊雞肉啃，不清楚地說：“他好像是做生意的吧，天天一大早就出去，半夜才回來。”
他一直在找我！
我快步走出了那家旅店。
外麵的街道很黑，沒有一個行人。
我嶽家在肇州亞麻紡織有限公司的家屬樓裏，那地方在小城南郊，很偏僻。
街道對麵是一個肇州縣烈士陵園，埋的都是抗聯的烈士。那裏麵樹木森森，紋絲不動。那個高大的紀念碑直直地插向夜空，白晃晃的。
我撒腿朝家裏跑去。
柏油路上有班駁的殘雪，還有凍得結結實實的牛馬糞，很滑，我幾次都差點摔倒。
突然，路邊的壕溝裏爬出一個麵目黑黑的人，好像化了妝。他擋在了我的麵前，尖尖地說：“你站住！”
我抖了一下，下意識地朝路中央跳開了一步，定定地看他。
“留下買路錢。”他又尖聲叫道。
我這才看清，他是終日在亞麻紡織公司大院附近轉悠的精神病。
據說，他沒有得這個病之前天天夜夜是看武俠小說。
他長得也很瘦小，跟金延延差不多。
我想，他是因為手無縛雞之力，在生活中總是被欺侮，不敢反抗，而武俠小說中那英雄主義豪情又不斷衝擊他，夢想與現實的矛盾鏗鏘，因此，他走火入魔了。
我繞開他，一邊警惕地回頭看他，一邊繼續朝前走。
他在後麵抱拳又說道：“大俠，請留下尊姓大名！”
我把金延延丟在了肇州縣，和太太踏上開往北京的列車。
走的時候，我特意跟嶽父嶽母囑咐：“如果有陌生人敲咱家的門，千萬不要給他開。不管男的還是女的。”
嶽父嶽母在這方麵向來警惕性很高。
我又說：“如果來人問我在不在，你們就說我走了。如果他問我去哪裏了，你們就說不知道。”
當時我的心中甚至萌生了一種歹毒的想法：
他如果找上門，讓嶽父嶽母告訴他，我到伊拉克去做生意了。讓他南轅北轍，離我越來越遠。
我猜測，隻要給他一個地址，伊拉克他也能找去。
我到了北京。
辦恐怖雜誌，刊號和資金都是問題，不是那麼快就能解決的。
我首先找工作。
挺順利，我進入了一家娛樂雜誌做主編。那本雜誌的發行量很少，大街上的報攤沒有賣，隻在行業中散發，幾千冊。在期刊競爭激烈的市場大潮中，這本雜誌可以說是在苟延殘喘。我不想說這本雜誌的名字了，說了你也不知道。
不久，我太太到了《時尚》雜誌社做編輯。
我們住在一個叫“芍藥居”的地方，北三環與北四環之間。當時租這個房子就因為這個詩意的地名。
我平均一個月上兩天班，月初收稿子，月末布置選題。大部分時間我都在家裏寫作。
那家雜誌社給我配了一部手機，我拒絕了。而我租的房子也沒有電話。
沒有手機的日子，幸福極了。
那隨身的電話鈴聲是一張錯綜複雜的網，把你嚴嚴實實地包裹住，你根本無處可逃。
漸漸的，我們已經依賴電話了，有線的，無線的，它們成了我們社交的一種重要渠道，一種習慣。
你不能關機，雖然有很多無聊的電話找你，但是還有很多重要的電話找你。你無法區分開來。
這一天，我到單位布置選題，編輯部的電話響了。
我接起來，問：“喂，找哪位？”
“是周老師嗎？”
我怵然一驚。
是他，金延延！
這時候，我已經離開肇州一年了。他能找到這家雜誌社的電話，也一定能找到這家雜誌社所在的寫字樓。
我不能不承認，我冷冷地說：“我是。”
我不會再問他是怎麼找到我的了。
他顯得有激動：“周老師，我找了你一年了！”
“金延延，我真不明白，你沒事總找我幹什麼？”
“不，我不是金延延，我是馬明麗！”
“你不是說她已經死了嗎？你到底是幹什麼的？”
他靜默了一會兒，終於說：“今晚上您有空嗎？”
“沒空。”
“周老師，您不想見馬明麗嗎？她那麼喜歡讀您的文章！”說到這裏，他的聲音有些顫，透著哭腔。
“你要是再騷擾我正常的工作，我就報警了。”
“您每月5號和25號上班。您會見到她的。”他說。
我掛了電話。
編輯們正等著我開會，我步履沉重地走進了會議室。
“哪個女孩的電話呀？”有人開我玩笑。
我實在笑不起來，坐下來開會。
我強撐著跟大家一起把選題確定下來。在散會之前，我說：“我跟大家在一起共事快一年了，謝謝大家這一年來對我的支持……”
大家聽出了這話不對頭：“告別辭呀？”
“是，我不想在這裏做下去了。山不轉路轉，我們還有機會碰頭的。回頭，我有了聯係方式，一定給你們打電話。”
大家當然不解，雞一嘴鴨一嘴地問。
我說：“沒什麼，我挺累的，想在家靜靜休息一段時間。”
之後，我又到雜誌社去過三次，一次是跟上司談話，一次是我幫他們選拔了一個新主編，一次是到財務室結帳。
誰都不知道我當時為什麼在那家雜誌社辭職，直到今天。
接著，我在回龍鎮買的房子就入住了。
這裏屬於昌平和海澱交界處，挺遠的。我在家寫作，賣字為生，成了一個soho族。
我家的電話安了之後，我給那家娛樂雜誌社打電話，打算把我家裏的電話號碼告訴原來那幾個部下。
是一個男編輯接的電話，他一聽是我的聲音，就說：“德東，有個女孩到雜誌社找過你三次了。”
“她是哪裏人？”
“她好像是從廣西來的。”
我愣了。
“她……長的什麼樣？”
“挺漂亮的。”
“你們不要對她說任何關於我的情況，啊？”
男編輯意味深長地笑了。
那次，我沒有把我家電話號碼告訴雜誌社的人。
我要切斷這人不人鬼不鬼的東西通向我的所有途徑。
但是我知道，他在繼續向我逼近。我的生活空間越來越狹窄，越來越黑暗。最後，我都感到窒息了，聞到了骨灰盒裏的氣息。
大約在我的第一本恐怖小說出版的那些日子，我接到了一個珍貴的電話。
是王傾民打來的。
王傾民是個女孩——當然現在她已經不是女孩了，眼看就要步入中年了。但是在我記憶中她還是一個女孩，我跟她十年沒見麵了。這十年裏，我和她人海茫茫兩不知。
當年，我在北京一家文學雜誌幫忙，還有一個和我一起幫忙的人，她就是王傾民。她是從大海邊長大的，當時也在服役，中士，發表過一些散文之類。
我跟她在一起呆了半年，相處得像戀人一樣熱乎。
後來，我退伍了，先離開了部隊。
再後來，她也離開了部隊。
分手的時候，我們都料到永遠不可能再見麵了，當時我們都哭了。那時候，我們的翅膀都軟，這個世界對於我們來說，太大了，中間那漫漫長途我們都無能跨越。那時候，我們的心靈嬌嫩，淚水充沛。
我們果真斷了聯係，一晃就是十年。
她隻知道我家是東北一個小鎮的，我隻知道她家在福建三明市。
我寫過我跟她的故事，在《六弦如瀑》那本書裏。
我激動地問：“哎，你是怎麼找到我的？”
她得意地說：“我在一份報紙上看到了關於你的報道，知道你現在開始寫恐怖小說了，就給出版社打電話……就是這樣嘍。”
“你現在在哪裏？”
“福州，我工作在福州。不過，我明天就去北京看你。”
“真的呀？”
“當然啦。飛機，明天上午就到北京了。”
“我接你吧。”
“不用。”
“你結婚了嗎？”
十年的時間太長了，變化太大了，該問的話太多了。我想起什麼問什麼。
她亮晶晶地說：“沒有。我等你哪。”
這句話讓我卡了一下殼。
“你怕啦？跟你開個玩笑。”
“他是幹什麼的？”
“我一直沒找。”
“噢……”我還是有點不放心：“為什麼？”
“不為什麼，沒合適的。”
“我們定個見麵的地方吧。”
“好吧，北京你熟悉，你定。”
“北四環路上有個酒吧，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