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你冷嗎?(1 / 3)

媽媽,你冷嗎? 不是小說

我是一個寫小說的。

我寫的是恐怖小說,在我這裏幾乎沒有真實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些虛構成分。

在此我再次強調,現在我講的故事,是我媽之死,是真實的記敘。

我講述的不是一個故事,而是一個事件,是一段是生活的原狀態。

你們不是在讀小說,是聽一個人講述他前不久的一次經曆。

我對著我媽的在天之靈我發誓。 我姐

我生於東北長於東北,但是,現在我對那疙瘩已經很生疏了。

算一算,我已經多年沒有回去了。

我幾乎已經忘記了黑龍鎮,忘記了那裏還苟延殘喘著我的老母親。

當你飛黃騰達的時候,周圍的人眾星捧月,你第一個忘記的是母親,你根本沒工夫去回憶她的年齡和生日,沒心情去揣摩她的心情好不好。

可是,當你麵臨圍攻的時候,當你眼看就要完蛋了,絕望至極,驚恐至極,喊出的一定是:“媽!——”

我本質上是一個書生,敏感,多愁,追求完美,希望永遠,想入非非。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野心勃勃,追名逐利……

這性格注定我一直終生漂泊。

很少有誰的人生像我這樣動蕩。

在東北小鎮擺攤,在中國空軍服役,在蒙古草原放羊,在一個叫白龍的村子供銷社當售貨員,在一個縣城啤酒廠當秘書,在西安某雜誌做主編,在北京賣字……

那天,北京的天氣特別好。

野心勃勃、追名逐利的我正要去一個影視公司錄製我的恐怖電視小說。

在路上,我的手機響了,聲音似乎更急促。

我接起來,是我姐。

“東子,媽病重了……”

我姐是我家的老大,她的三個弟弟一個在北京,一個在西安,一個在上海,隻有她在那個偏遠的小鎮,侍奉我年邁的父母。

我姐是個鄉下人,燈紅酒綠對她沒什麼吸引,她的要求就是有吃有穿。她像天下所有的姐姐一樣,心疼我們哥幾個,平時很少給打電話來,怕我們麻煩。

現在她突然打電話,說明我媽的病一定是很重了。

我的心一下就沉重起來。

我在心裏開始算我媽的年齡,我記得她屬狗,那麼她應該是68歲。

我低聲說:“我過幾天回去行嗎?”

我要去南方搞一次簽名售書,我在想能不能推遲幾天。

“過幾天你恐怕就看不著了……”

我姐說著,在電話裏哭起來。

我想了想,說:“你跟媽說一下,我明天就到家。”

我半路折回來,跟太太說了這件事。

太太輕輕對我說:“我跟孩子都回去吧。”

“算了,那地方冰天雪地,孩子受不了。我自己回去。”

我揣了錢,連衣服都沒換,也沒帶包,就走了。 我媽

我和我媽的關係特別一些。

家裏除了我還有三個孩子,他們的長相都像我爸,濃眉大眼。

隻有我的相貌像我媽,單眼皮,小眼睛,長臉。

而且我的性格也像她。

我媽其實挺放縱的。男女方麵我不說,她從年輕的時候就嗜賭,一直賭到老。我從小到大,很少吃到過早飯。

對於賭博這件事,她受到過家裏人的勸阻、幹擾、聲討、批判,但是她改不了。

她不強硬,但是她蔫巴巴地走她自己的路。

我理解,她的放縱是由於無奈,是由於寂寞。那不僅僅是鄉下小鎮環境的寂寞,還有生命深處的寂寞。

她的心眼很小,一句輕語,一個微妙的動作,就會深深觸動她,最後在牛角尖裏越鑽越深,不能自拔,就哭。

她很細膩,關注情感的細節。

我跟她一模一樣。

她很懂事,總是站在別人的角度想問題。記得小時候,我家裏跟現在一樣窮,我向她要錢很少成功。但是,隻要我跟小夥伴一起在街上遇到她,隻要我開口要錢,她肯定給,給的還不少。

盡管我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但是她知道給我麵子。

她疼我們。

她像你的母親一樣,是可敬的。

她在賭場一直坐到老態龍鍾,一直到再也拿不起紙牌為止。 巧合

我來到了火車站。

春節期間,買票的人特別多。

我正想著給火車站的一個當警察的哥們打電話,有一個女人走近了我:“師傅,你要不要退票?”

她是東北口音。

“哪的?”

“哈爾濱。下鋪。”

“我要啊。”

我毫不猶豫地掏錢買了。

那個人索要了30元訂票費,我給了,她走了。

別管合理不合理了,隻要能回家。

直到上了火車,我才認真回想這件事——真巧啊!車次多得數不清,她退的正巧是哈爾濱的票,而且主動問我要不要票。

候車室裏的人密麻麻的。

座位沒有了,有的坐在背包上,有的幹站著。

有鬼鬼祟祟吃茶蛋的。

有用不知道哪裏的方言“嘁哩嚓啦”說話的。

有戒備地掃視四周的。

有張著嘴哈哈傻笑的。

有打瞌睡的。

有看地攤雜誌的……

人聲嘈雜。

我靠著一根柱子站著。

我旁邊的天藍色座位上,有一個人突然站起來,急匆匆朝外走過去,好像碰巧看見了一個同鄉似的。

我就在那個空位上坐了。

我的左邊坐著一個南方婦女,前麵抱一個小孩,後麵背一個小小孩,不停地搖晃著身子。

右邊挨著我坐的,是一個高大魁梧的中年男人。

我的心亂極了。

有個老頭站在我前麵,背對著我,似乎在賣呆。

他的手背在後麵,我看見他手裏捏著一張車票。那應該是當日的車票。

我右邊那個中年男人伸過頭去,看了看那個老頭手中的車票,用東北話嘀咕了一句:“哎,這是咋整的,我這個票咋和他的不一樣呢?”

他一邊說一邊掏出票。

他那張車票比老頭手上的顏色淺,很明顯。

我也掏出票來看,跟中年男人的車票不差分毫。

“您是在售票口買的嗎?”我問他。

他看都沒看我,說:“是一個女的賣給我的退票。”

“我的票也是一個女的賣給我的呀。能不能……是假的?”

“誰知道啊!”

我有些惱怒了。

我走南闖北這麼多年,竟然被一個車站小騙子糊弄了?

那個中年男人說:“一會兒檢票就知道真假了。也許是電腦打印機沒墨了……應該沒問題。”

我又看了看車票,覺得他說得也有道理。

“你在幾車?”我問他。

“3車。”

“多少號?”

“13上。”

我取出票看了看,很驚奇:“我是12上,咱倆挨著!”

“太巧了。”

“你一個人吧?”

“一個人。你呢?”

“我也是一個。”

北京站候車室裏的人多得像密麻麻的螞蟻,我和這個鋪對鋪的人偏偏就坐在一起了。 旅途

檢票的時候,我和這個臨鋪的大哥一起上了車。

他拿了三個包,都很大。

我幫他提了一個。

那包重極了。

到了車上,他和我聊起來。

他姓常,是搞一個建築公司的頭。

還有兩個人,一直在插嘴。

一個姓高,一口南方口音,偏偏說他是哈爾濱人。

還有一個女人,姓梅,是哈爾濱製藥幾廠的,駐南昌辦事處,她長得挺有風味,就是牙有點不齊。

高先生羅裏羅嗦說了很多話,中心思想隻有一個:他在中央認識很多大人物。

那個梅小姐聽說我原來當記者,就問我:“是什麼報社?”

“是雜誌,是《女友》。”

“《女友》啊,那時候我經常看。其中有一個作者,我特別喜歡,他寫的文章挺牛氣的,也挺幽默,他姓朱……”

“姓周。”

“周?”

“叫周德東。”

“好像是!……我不太記得作者的名字。”

“我就是他。”

“那個姓朱的人就是你呀。”

“我姓周。”

“我記得他寫過一個小說,寫的是一個學生宿舍樓,樓下住著男生,樓上住著女生,一天,有個小籃子係著繩子從樓上放下來,裏麵有一張紙片……那小說叫什麼名字我忘了……”

“《美人計》。”

“對,就是《美人計》!那個小說特別恐怖……他叫周什麼?”

“不是他,是我。我叫周德東。”

那個高大魁梧的常大哥一直聽著那個女人跟我說話。

那個高先生見縫插針,繼續強調他是哈爾濱人。

夜裏,熄燈之後,我一直在想著母親,睡不著。

很快,常大哥就發出了鼾聲。

他打鼾的聲音很大,把整個車廂睡覺的聲音都壓下去了。

我本來是麵朝上躺著,偶爾翻了一下身,看了他一眼。

夜燈在低處,我看不清他,但是我隱約看見他的眼睛瞪得圓圓的,正在黑暗中看著我。

我打了個冷戰。

實際上,我一直沒有停止翻身,我麵朝下趴在鋪上,一邊自然地把眼光從他那死魚一樣的眼睛上移開了,把臉朝向了另一麵,把後腦勺對著他。

但是,我的心懸起來。

這個人怎麼這麼怪?

他沒睡著為什麼打鼾?

他睡著了怎麼瞪圓了眼睛?

是不是他那三個大包裏有什麼貴重的東西?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起來了,各忙各的,洗漱,換票,整理包裹……

我相信我和這個常大哥對昨夜那一次對視心照不宣。

他的表情沒有什麼異常。

我對他說:“常大哥,我幫你再提一個包吧。”

“好,謝謝。”

“哎,我記得昨天你是三個包,怎麼變成四個了?”

“我的包裏還有個空包。昨夜,我就把包裏的東西分成了四個包。”

下了車,出了站台,我和常大哥分手。

互相說了很多客氣話,“你回哈爾濱一定來找我”、“你到北京一定給我打電話”之類沒什麼結果的話。

我不知道開往黑龍鎮那惟一的一趟長途汽車還有沒有。

我站在車站廣場發呆。

常大哥鑽進了一輛出租車,走了,消失在哈爾濱的車流中。

直到如今我也不明白,那個常大哥為什麼半夜的時候一個人悄悄爬起來,把三大包分成了四個包。 一個很黑的人

我順利地坐上了長途汽車。

那是從哈爾濱開往清泉縣的,中間要走八個小時。

中間經過蘭西、青岡、明水三個縣。

過了明水,就是沙土路了,越走越偏僻,荒涼。

八個小時,窗外除了冰雪就是冰雪,厚厚的,一片白茫茫。

偶爾可以看到灰色的樹林帶。

車上的人大都是鄉下人,他們在哈爾濱打工,回家過年。他們都拿著大包小包,甚至鋪蓋卷兒。

車廂裏沒有暖氣,或者說有暖氣但是司機不給開。

窗上結著厚厚的冰花。

我說一路上都看見冰雪茫茫,那是我在窗子上吹化了一塊冰花看見的。

車上的人隻是在車沒出哈爾濱的時候,對高樓大廈感興趣。每一個公司的牌匾和每一個行人的裝束,都會增加他們的見識,都會成為他們回鄉講述的材料。

車出了城,他們都不再抻著脖子朝外看了。

旅途漫長、寒冷、顛簸。

大家都抽煙。

我的旁邊坐著一個男人。

他的特點是:臉特別黑,說像煤炭一樣絕不誇張。

也許因為他的臉太黑了,他的眼睛就顯得特別的亮。

他穿著一件黑色夾克,肩背和肘部是人造皮的,其他部位是晴綸的,很普通那種。

下麵穿黑色條絨褲子,一雙黑色棉皮鞋。

他的領口露出雪白的領子。

他跟我一樣,沒有一個包。

我看不出他是鄉下人還是城裏人。

他一直在我的身邊跺腳。

所有人都冷,但是都偶爾跺一跺,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一刻不停。

車在冰雪路上行進,走得慢極了。

本來我的心情就不好,一路上,聽著他急促的跺腳聲,我的心更加煩亂,卻不好說什麼。

我的腳已經凍麻木了,但是我不跺腳。

我在窗子上吹出的“眺望口”又被冰霜覆蓋了。

我再吹。

天氣很好,天藍得像一塊巨大的寶石,極有質感,寧靜而平和。

看不見黑土,都是雪,雪在陽光下閃爍著晶瑩的光。

一望無際的雪野上,沒有人畜,隻有遠遠近近的樹,而那樹也是雪白的,被霜雪包裹。

這世界一片肅穆。

相比起來,那城市裏的花紅柳綠就顯得淺薄起來。

我的心情很純淨。

我忽然意識到旁邊的人不跺腳了。

我微微轉了轉頭,感覺到他在看我。

我回過頭,他果然在看我。

我發覺,他的膚色黑得不正常,不是非洲人那種油亮的健康的黑,而是病態的黑,好像是一個鮮活的東西,日久天長,失水了,變質了,腐爛了,風吹日曬,越來越黑……

我想起來了,那是一具風幹的屍體色。

可是,他的眼睛卻十分明亮,而且顯得過於熱情。

他見我看他,把頭轉過去,繼續跺腳。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我的心又煩躁起來。

太陽光越來越強烈。

而且,大家在車裏呆久了,呼出的熱氣讓車裏暖了一些,似乎不那麼冷了,整個車廂裏隻有這個人單調的跺腳聲。

這急躁的聲音好像預兆著什麼不可更改的災難正在逼近。

接近黑龍鎮的時候,太陽快落山了。

在城市裏,很少有機會看到夕陽。

我們看到的夕陽常常是這樣的,在離地三竿高的地方,這個即將消失的發光體,它的大部分就都已經消隱在灰黯的天空中了,隻剩下最上麵一抹,暗紅色。

我有發言權,我觀察過。

而我家鄉的夕陽,在臨近地平線的時候,依然清晰如剪紙,楚楚動人。

它的上半部是暗紅色,下半部是暗黃色,美極了。

在黑龍鎮這一站隻有兩個人下了車。

一個是我,一個是那個黑黑的人。

我下車的時候,那個黑黑的人站起來給我讓路,我沒想到他隨後也下來了。

下了車,一股寒冷之氣紮進了我的骨頭,我急忙鑽進拉客的三輪車。

那三輪車用玻璃做成了一個包廂,擋風。

三輪車開動的時候,我抬頭看了一眼,見那個黑黑的人也下車了,他似乎第一次來這個小鎮,他正在那裏東張西望。

客車關了門,慢騰騰地開走了。

我的三輪車也走了,我一直回頭朝他看。

他一直站在那裏迷茫。

他是誰呢?

到黑龍鎮誰家來的客人?

或者,他就是從黑龍鎮出去打工的? 我爸

過幾天就過年了,有很多人家的門窗上都已經貼上了對聯、窗花、福字。

雪把小鎮覆蓋著,而這些東西都是紅色的,很鮮豔。

這種鮮豔對我是一種刺激。

我家顯得冷清。

炕上躺著我爸我媽。

我媽長得很瘦小,現在隻剩下一把骨頭,她的大腿跟我的胳膊一樣細。

她的肚子浮水,漲得很大。

她在艱難地喘息,多半在昏睡。

我爸癡呆,什麼都不知道。

他的眼神裏充滿絕望,迷茫,無助,他呆呆地看著每一個人。

他呆呆地看身邊躺著的我媽,一看就看一個小時。他在使勁地想,這個痛苦地掙紮的人是誰。

這個衰老的女人跟他過了幾十年,現在他不認識她了,他甚至不知道她為什麼慘痛地呻吟。

他呆呆地看我。

如果我不說話,他會一直看下去。

他不知道我是誰。

有一家報紙采訪我經曆的時候,專門寫過他。

我從網上搜索到了這篇文章,把它複製下來,貼在這裏:

周德東,一九六七年出生於黑龍江北部的一個小鎮。他在他出版的一盤盒帶裏深情地唱道:

那疙瘩沒有妖魔鬼怪

那疙瘩居民善良無猜

那疙瘩冰雪寂寞天藍地白

那疙瘩向日葵金燦燦滿世界開……

實際上不是這樣。

他爸爸是個供銷社的職工,很老實,很勤勞。他母親是個家庭婦女,喜歡玩牌,很少回家。他的家一貧如洗,破敗不堪。

他父親就喜歡文學,但是一輩子隻在《嫩江日報》上發表過一篇與人合寫的通訊,幾百字,得了兩塊五毛錢稿費。

他熱愛集報。

他沒有走出過那個偏僻的小鎮,那裏不賣書,也沒有雜誌和報紙。那裏的居民偶爾看到的一兩張報紙必是多年前的舊報紙。

父親日積月累地收集、剪貼,將近二十年,他的剪報冊已經堆放了小半個房間。

他剪的或是一些豆腐塊小品文,或是黑白攝影,他覺得那些都是精品,他認為那將是他留給兒子的最寶貴的遺產。

周德東說:“那種精神確實是我最寶貴的遺產。”

後來,周德東到了古城西安,擔任《文友》雜誌主編,他說,由於他忙於追名逐利,和父親的聯係很少。他竟然很少想起給家裏寄回新出版的《文友》。

父親經常給他寫信來,他的字跡一天比一天歪斜,他越來越老了。他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兒子當了作家。

他不知道作家現在已經不值錢,在他心中,作家永遠是最神聖的職業。他逢人就說:“我二兒子是作家!”

父母都老了。一次,周德東含淚寫信告訴他們:“我如今生活在西安,做雜誌。我今年已經30歲了,而且結了婚,媳婦是一個肇州女子……”

後來,父親得了老年癡呆症,經常一個人坐在小鎮的土路邊,對著老太陽發呆。

他不再剪報了,那曾經是他十頭牛都拉不回的事業。聽說,他連身邊的親人都不認識了,更不記得還有一個二兒子叫周德東。

一次,他走失了,在冬天,在風雪中,在曠野裏,他走了幾天幾夜,一隻鞋都走丟了,腳上被苞米根紮出了一個大洞,堵滿了沙土和石粒,一路血漬。

他走到一個屯子,一群小孩擲土塊打他,喊:“老瘋子!老瘋子!”

他極其驚恐,他說:“我不是老瘋子。我的二兒子是作家!”

“我的二兒子是作家”,他牢牢記著這件事,這是他這輩子惟一的炫耀,這是他對付這個夢魘一般的世界的最後一個武器。 你睡覺吧

……我跳上炕,抱起我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