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 言
山東高密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當代著名作家。1981年開始創作生涯。他創作的《紅高梁》曾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長篇小說《豐乳肥臀》獲得“大家文學獎”。莫言的早期作品注重表現細膩獨特的生命體驗，描寫童年記憶的鄉村世界，達到了自然與感覺的奇妙和諧。1985後，受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他開始文體實驗，構造獨特的主觀感覺世界，天馬行空般的敘述，帶有明顯的“先鋒”色彩。
六十年代初，我剛上小學的時候，我的大哥便以優異成績考中了華東師範大學，成為高密東北鄉的第一個大學生。大哥的考中，給家庭帶來了榮耀，也激活了我的大學夢想。但很快便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我因編寫《蒺藜造反小報》得罪了當權的老師，被開除出校。時當1967年，我十二歲，讀小學五年級。
《蒺藜造反小報》隻出了一期就被老師封殺了，我記得上邊有一首“詩”，那大概是我最早的創作：造反造反造他媽的反，毛主席號召我們造反！砸爛砸爛全他媽的砸爛，砸爛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其實當權的老師也是造反的，也是要砸爛的，但他的觀點與我的觀點不同，所以我就把他得罪了。
失學後，我深深地體會到了高玉寶式的痛苦。那時又複課了，我的小學同學大多轉到我家前邊的農業中學就讀。雖然上學如同胡鬧，但畢竟還上課。每當我趕著牛羊、背著草筐從學校窗外的小路上走過時，聽到教室裏昔日同學的喧鬧聲，心中的滋味確實不好受。不但大學夢徹底破滅，連中學也上不成。家庭出身富裕中農，當兵很困難，招工沒希望，看來隻能在農村待一輩子了。在絕望中，我把大哥讀中學時的語文課本找出來，翻來覆去地讀，先是讀裏邊的小說、散文，後來連陳伯達、毛澤東的文章都讀得爛熟。
過了幾年，出了一個有名的人物張鐵生，盡管他不是什麼好人，但他的方式的確啟發過我，使我在黑暗中看見了一線光明。原來靠一封信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上大學呀！於是，我就學著張鐵生的樣子，給當時的國家教育部長周榮鑫寫了一封信，表達了我想上大學的瘋狂願望。信發出半個月後的一個傍晚，我正在灶前幫母親燒火，父親步履踉蹌地回家來了。他的手上，捏著一個棕色的牛皮紙信封。我的腦袋嗡的一聲響。我本能地猜到了：父親手裏捏著的，就是我發出的那封信的回音。我既激動又害怕，不知道是福是禍。
父親捏著那封信——他的手在微微顫抖——並不急於給我，他的雙眼盯著我，眼神是那樣的迷惘、蒼涼——令我至今難忘——他終於說話了：“你想什麼呀？”然後他把信遞給了我。那是一張很小的印有紅頭的便箋，上邊有十幾行用圓珠筆寫的字跡。信的內容大概是：您的信我們收到了，您想上大學的願望是好的，希望在農村好好勞動，等待貧下中農的推薦。雖然是官腔套話，但當時真讓我感動得不得了，這畢竟是國家教育部的回信啊！夜裏，我聽到父母在低語。父親說：“這小東西，出息好了沒準能成個小氣候；出息不好，就是個惹禍的老祖宗。”母親歎息道：“委屈孩子了，那麼個好腦子，天天閑著。”
教育部回信，使我的大學夢愈加瘋狂。但我清楚地知道，在村裏待著即使我幹活比牛還賣力，也不會有貧下中農來推薦我上大學。
當時，所謂的貧下中農推薦，完全是騙人的空話，每年那幾個名額，還不夠公社幹部的孩子們分配的，根本輪不到農村青年的份，更別說像我這種出生在富裕中農家庭、連小學都沒畢業的農村青年了。
於是我想到了當兵。當了兵，隻要好好幹，就有可能被推薦上大學。
即使上不了大學，能提成幹部，也是一條金光大道。經過連續四年的努力，在二十一歲的時候，我終於當了兵，那是1976年2月。到了部隊，我積極得小命都快豁出去了。掏廁所，挖豬圈，“反擊右傾翻案風”。有一次去農場割小麥，我一個人割的比全班割的還要多兩壟。就這樣，我贏得了全站上下普遍的好感。那時，填寫入伍登記表時，幾乎每個人都少填歲數、高填學曆，我當然不能免俗——為此我內心緊張了許多年——我雖然小學都沒畢業，卻鬥膽填上了高中一年級。1977年底，領導告訴我，讓我複習功課，準備來年夏天去北京參加考試，報考的學校是我們本係統的工程技術學院。我既激動又害怕，激動的是機會終於來了；害怕的是對數理化一竅不通——連分數的加減都不會。一連幾天，我吃不下飯，睡不著睡，想去向領導坦白真情，又怕落一個偽造學曆、蒙騙組織的罪名。後來，發狠一咬牙，拚吧！寫信讓家裏人把大哥那些書寄來，在本單位一位馬技師的輔導下，開始了艱難的自學。那半年裏，我在一間儲藏勞動工具的小倉庫裏，熬過一個又一個漫漫長夜，硬是從分數學到了複數。化學學了一冊，物理學了兩冊。考期逼近，我心裏越來越恐慌。別人見我如此勤奮，都說我必中無疑；但我心裏清楚，半年的時間裏，我隻是把一些公式背熟、定理大概弄通而已，解題的能力極差，肯定考不上的。正在痛苦煎熬中，突然，上邊來了電話，說考試的名額沒有了，我不能去北京趕考了。聽到這消息，我如釋重負，但心中卻感到悲喜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