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烈
上海作家協會一級作家，教授。1940年生於浙江溫州，196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11歲起發表詩作，19歲寫出第一本書。主要著作有：紅色三部曲——《紅色的》、《曆史選擇了毛澤東》、《毛澤東與蔣介石》，“四人幫”興衰——《江青傳》、《張春橋傳》、《王洪文傳》、《姚文元傳》，長篇自傳《追尋曆史真相——我的寫作生涯》、《用事實說話——我的采訪手記》等。1989年葉永烈被收入美國《世界名人錄》，1998年獲香港“中華文學藝術家金龍獎”的“最佳傳記文學家獎”，2005年獲中國當代優秀傳記文學作家獎。
記得，在1957年夏日流火的中午，我總眼巴巴在家門口等侯綠衣人的到來。我心急似火，因為報考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大學的同學已經一個個接到錄取通知書，而我望眼欲穿，卻仍未盼到那姍姍來遲的信。倒是老師富有經驗，說這是“吉兆”。他知道我第一誌願報考北京大學，便告訴我：“北京離溫州遠，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總是最晚才到的。你到現在還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書，表明你被錄取了！”
終於，聽見綠衣人一聲：“中‘狀元’啦！”使我驚喜交集，我從他手中接到了印著藍色“北京大學”四個字的信封！
至今，我仍珍藏著那個信封。信封上印著“報名號175517”。信封上的“考生詳細通訊地址”和“考生姓名”，都是我自己在報考時寫上去的。
不過，我不是報考北京大學中文係，卻考上了化學係。
自從我成為上海作家協會專業作家之後，常常有人問我：“你當年為什麼會考北京大學化學係？”
其實，按照我當時的意願，我必定是考北京大學中文係的——盡管我當時理科的成績也不錯。
北京大學的大名，對於我來說，早已是如雷貫耳。不過，我卻不敢奢望考入這座中國的最高學府。這是因為在我們溫州這座海濱小城，很少有人能夠考入北京大學。
給我以報考北京大學的勇氣的，是我小時候下陸軍棋的朋友——戈悟覺（後來他成為寧夏文聯副主席）。他比我年長，早我兩年高中畢業，居然考取了北京大學中文係新聞專業！
這種“身邊的榜樣”，最富有益惑力。
因為我和戈悟覺是在同一座大樓裏長大。他能夠考上，難道我就不能考上？！
於是，我也決心報考北京大學中文係新聞專業。那時，“無冕之王”——記者，是我最向往的職業。
在我進入高三，進入高考的“衝刺”階段時，忽然從戈悟覺那裏傳來“內幕”消息：北京大學中文係新聞專業今年隻招五十名新生，其中一半為從各報社來的調幹生，所以名額極少，幾乎是一個省隻招一名！
我倒是有“自知之明”，自忖很難考上北京大學中文係新聞專業，但是我仍念念不忘報考北京大學。
由於我的姐姐是學化學的，她勸我報考化學係。好在我理科的成績也不錯，也就以第一誌願報考北京大學化學係！
我做出這樣的決定，還有另一個原因：在我當時十分崇敬的作家之中，伊林是其中之一。
伊林是蘇聯著名的科學文藝作家。他寫的《十萬個為什麼》、《在你身邊的事物》、《五年計劃的故事》等等，曾經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知道，他也是學化學的，大學畢業後他曾經擔任化學工程師，但是他自幼喜愛文學，他把文學與科學結合起來，創作了大批科學文藝作品。
伊林成了我的榜樣——報考化學係，也可以，“曲線救國”，成為作家！
就這樣，我竟一下子由文改理，改考北京大學化學係。我得益在溫州二中文理並重的教育，居然以第一誌願考上了北京大學化學係。
就大學考試而言，1957年是五十年代最難考的一屆。因為1957年招生名額少而當年畢業生多。我當時所在的班級中，有一半同學未能考取大學。相比而言，處於“大躍進”之中的1958年的高考，就比1957年好考得多。
在接到北京大學入學通知書後的二十多天，父母親送我踏上了旅途。
十七歲的我，平生第一次出遠門，從溫州前往北京。那時，唯一的通道是從溫州坐長途汽車，前往金華，然後從金華乘火車到北京。
那時候，溫州的長途汽車是燒煤的。汽車“背”著一個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