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才華甚是了得。尤其出色的是小說的流勢竟全無滯重拖遝之處。二十九歲的青年寫出這樣的作品，說明當今日本的文學趣味開始出現大的變化。這位新人的登場固然是一個事件，但給人以強烈印象的，恐怕來自其背後（我估計）存在的文學趣味的變革。
應該說，這兩位評委是很有先見之明的，村上日後的發展程度不同地為其提供了佐證。總之，《風》的獲獎使村上的人生風帆徹底改變了航向。“假如落選，那以後恐怕就不會寫了，倒是說不清楚。如果不先獲個獎就難以寫下去這一麵我想是有的。”小說獲獎著實讓村上周圍的人吃了一驚。與其說為之刮目相看，莫如說難以置信。因為大家都認為那不過是再普通不過的小說。甚至有人當麵說他的小說獲獎是陰差陽錯。也有人勸他適可而止，別再寫下去了，好好開酒吧算了。村上當然沒聽，幸虧沒聽。哪個國家都不缺少開酒吧的生意人，缺少的是能夠提供新穎文學文本的真正優秀的作家。不管怎麼說，作家、文學家永遠是一個民族的驕傲，是一個民族心靈花園的導遊及其自證性（identity）的代言人。
那麼，這部小說作為文學文本的新穎之處表現在哪裏呢？顯而易見，主要表現在它的文體或者語言風格：簡潔明快，爽淨直白，節奏短促，切換快捷。如《風》第一節所說的，“沒有任何添枝加葉之處”，簡直像“一覽表”。小說當然是用日語寫的，卻又不像日語，不像傳統的日本文學作品。這點同川端康成和三島由紀夫等人比較一下就更明顯了。或者說日語味兒很淡。村上認為日本小說過於利用“日語性”，以致“自我表現這一行為同日語的特質結合得太深了，沒了界線”，而這對於他實在過於沉重（heavy）。也正因如此，他原來幾乎沒有當小說家的念頭，沒以為可以用日語寫出小說。“說老實話，寫這個的時候我不知怎麼寫才好。起始用現實主義大致寫了一遍，同一故事梗概同一模式，隻是文體是用既成文體或者說用普通小說文體寫的。寫完一讀，實在太差了，覺得該是哪裏出了毛病……所以索性推倒重來，開始按自己的喜好寫。先用英語寫一點點，再翻譯過來。結果覺得很順手，那以後就一直用這種文體。”換言之，《風》的文體一開始乃不得已而為之，嚐到甜頭後才開始刻意經營——“別人怎麼看待我是不大清楚，但如今想來，我覺得自己是將貼裹在語言周身的各種贅物衝洗幹淨……洗去汗斑衝掉汙垢，使其一絲不掛，然後再排列好、拋出去”。他又說將語言洗淨後加以組合是他的一個出發點，“我想我是有能力從這裏出發組合得更好的，盡管那是非常不完全的、原初性的東西”。日本文學評論界雖然對村上作品議論紛紜，褒貶不一，但對於其文體的看法大體一致，認為有創新性，近乎透明，了無陰翳，可謂開一代新風。甚至認為其文體的新穎意味其對世界理解的新穎，並非語言的新穎（關井光男）。
《風》還有一個新穎之處或者特點，那就是距離感。可以認為，這部小說一共四十節中最重要的是開篇第一節。第一節點出了村上小說的主要特色，點出了其基本走向和幾乎所有的可能性。村上自己也談到這一點。他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風》盡管作為小說還很稚嫩，回頭讀起來讓自己覺得臉上發熱，但其中畢竟大體提示了他想采用的風格（style）、方向和結構（structure）等等。“所謂處女作在原理上大概便是這麼一種東西，有時自己都為之吃驚……另外，關於這部小說我記得最清楚的一點，就是自己想說的幾乎全部寫在第一節那幾頁裏麵了”。而其中寫得最多的就是“距離”。村上借虛擬美國作家哈特費爾德之口這樣說道：“從事寫文章這一作業，首先要確認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間的距離，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隨後又提起一次：“我們要認識的對象和實際認識的對象之間，總是橫陳著一道深淵，無論用怎樣的尺都無法完全測出其深度。”由此可見，村上創作之初就對距離或尺度異常執著，後來發展成了其文學世界一以貫之的整體特色之一。哈佛大學教授傑·魯賓在他的專著《傾聽村上春樹：村上春樹的藝術世界》（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馮濤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版）中也把這點看在眼裏：“村上春樹了不起的成就在於對一個平凡的頭腦觀照世界的神秘和距離有所感悟。”也正因為村上如此看重距離、尺度而並不看重感性，所以當別人特別關注其作品的感性，認為他是感性至上主義的時候，他感到非常不快。
那麼，距離感具體表現在哪裏呢？主要表現在對語言和對人兩個方麵。首先看他同語言之間的距離。一般認為，日本以往的小說，語言和作家基本捆在一起，作家即語言，語言即作家。語言在作家這個大抽屜裏擠得滿滿的，無論拿出哪一個都帶有作家的體溫、汗味和喘息，看得讀者透不過氣翻不過身。但村上不是這樣，一如大約最早研究村上的日本文學評論家川本三郎所指出的，村上即使對他使用的語言也采取一種不介入姿態，在自己同語言之間設置開闊地間，保持適當距離。在這個意義上，村上不是將語言視為自身的血肉或心聲，而是當成與己無關的獨立存在。說得極端些，不是用語言表現自己，而是用語言表現語言。而他像隔岸觀火一樣看著由語言自身疊積成的小說這一建築物，甚至對語言同自己的距離采取一種玩世不恭的遊戲態度。不過，按村上自己的說法，至少在《風》這部處女作中他並非刻意這樣做的。所以出現距離感，“說到底那是因為盡管我身上有想寫什麼的欲望，卻又沒什麼東西可寫的緣故。這也不想寫，那也不想寫，如此一來二去，題材就一個也沒剩下——雖說不是剝洋蔥皮，總之不知道寫什麼合適，於是心想那麼就隨意排列語言好了，看它們到底能表現什麼。”結果竟成就了他文體的一大特色。話又說回來，隨意為之的文字往往發自內在的天性，而天性無疑最為恒久和穩定，所以這種距離感成為村上始終一貫的文體特色也並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