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羊冒險記》的結構深受偵探小說家雷蒙德·錢德勒的影響。我是他的熱心讀者，他有的書我讀了很多遍。我當時想把他的情節結構應用在我的新小說中。這首先意味著，小說的主人公將是個孤獨的城市中人。他就要開始尋找某樣東西。
在他追尋的過程中，他將糾纏到各種複雜的情境中。當他終於找到他尋找的那樣東西時，它要麼已經毀掉要麼永遠失去了。這顯然是錢德勒的方法，我在《尋羊冒險記》中就想采用這樣的方式。
《傾聽村上春樹：村上春樹的藝術世界》
[美]傑·魯賓著，馮濤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
原書名為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
村上本人顯然對以如此風格和方式寫成的這部小說感到滿意。“寫完《羊》最讓我高興的，是我因此獲得了自己往下可以作為小說家幹下去的自信。”這種自信或者說“擊中感”（手応え）使他不再介意別人的評價。否則——他認為——即使所有媒體都讚不絕口，作為作家也還是要惶惶不可終日。總之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至於成功的原因，村上認為或許就在於他自己也不明白羊究竟意味什麼，不知曉其隱喻什麼或其寓意何在。而他又恰恰在羊身上感覺出了寫故事妙不可言的樂趣。
但讀者還是要問：村上為什麼寫羊呢？
是的，村上喜歡動物，喜歡動物園。去外國旅行也常去動物園。1994年6月來中蒙邊境采訪路過長春時還特意去了動物園，抱著小老虎照了相。村上說他之所以喜歡動物，其原因有兩個，一是動物不能說話，這點讓他喜歡得不得了。“雖然擁有某種自我，但是不能將其化為語言——對這樣的存在我懷有極大的同情。”另一個原因在於有時能夠以動物為基軸傳達許許多多的事情。因而他的作品屢屢有動物出現，如貓、狗、馬、熊、象、袋鼠、獨角獸等等。問題是，羊作為一種日常性動物在日本並不具有日常性，筆者旅居日本五年從來沒見過羊，連羊的圖片也沒見到。日本隻有去北海道才能見到羊。然而村上突如其來地對羊發生了興趣。究其原因，村上隻是說一個偶然的機會把羊這一概念（cept）植入了自己的腦袋，思來想去之間，忽然湧起一個念頭：對了，就以羊為主題寫一部小說好了！隨即去了北海道。他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講座上講了這一過程：
我跑到北海道去看真的羊。日本幾乎所有大型養羊的牧場都集中在北海道。在那兒，我得以親眼看到真正的羊，跟養羊的人交談，並在政府部門查閱關於羊的一些資料。我得知日本本土原來並沒有羊。它們是明治早期作為一種稀罕動物進口到國內的。明治政府曾製定過鼓勵養羊的政策，但如今羊差不多已經被政府當作一項沒有什麼經濟效益的投資完全放棄了。換句話說，羊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日本政府不顧一切推進現代化進程的一種象征。我知道這些之後，就馬上決定我要寫一部以“羊”為關鍵詞的小說。
但是，村上回東京後寫的開頭部分同羊毫無關係。不料寫著寫著，感覺“整部作品的空氣開始奇異地朝羊方向傾斜”，仿佛是羊拖著筆尖一路疾書。很快，整個故事脫離他的打算而獨自行走起來，不知不覺之間寫成了比前兩部作品加起來還要長的長篇——可以說，不是村上寫羊，而是羊讓村上寫，羊寫村上。果然是一隻神通廣大的羊。
那麼羊到底意味什麼、隱喻什麼、象征什麼呢？這是圍繞這部作品爭論的焦點，也是讀者最感興趣或最為關注的問題。日本評論家方麵，有人認為“象征蒙古式的征服世界的強權意誌”（川村二郎），有人視之為“外國種意識形態”（佐伯彰一），有人看作“‘他者性’的象征”（井口時男），有人認為“既象征西歐近代的文化力量，又象征日本近代致力於西化的意誌”（關井光男），有人視為“溶解個人輪廓而使社會結構依原樣膨脹的日本近代的象征”（今井清人），有人看作“針對否定個體的觀念表現帶有超越論性質的自己的媒體”（柄穀行人）。美國不少讀者則“將羊把握為神話性土著性存在的表象，而對這樣的曆史意誌同全球化世界發生關係之際的類似‘發燒’的東西懷有極濃的興趣”（村上春樹）。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其實，村上一方麵說他自己也不明白羊意味什麼，另一方麵又在上麵那段引文中說得相當明白：“羊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日本政府不顧一切推進現代化進程的一種象征。”眾所周知，日本明治政府極力推進的現代化帶有強烈的軍國主義性質，所謂“不顧一切”，當然包括侵略擴張在內。不妨說，日本的現代化進程就是侵略擴張進程——中日甲午戰爭、霸占我國台灣、吞並朝鮮、日俄戰爭，直至大舉進攻中國內地。在這個意義上，羊既然是“現代化進程的一種象征”，那麼也就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征、黑暗和邪惡的象征。這隻背部帶有星狀斑紋的褐色綿羊鑽進“先生”即右翼團體首領的腦袋，使他成為一個神通廣大的謎一樣的人物，在“滿洲”同關東軍參謀們打得火熱（有可能參與策劃“九一八事變”），進而在整個中國內地興風作浪，在蘇聯即將出兵中國東北時帶著無數金銀財寶返回日本。戰後雖然一度作為甲級戰犯被捕，但因為“估計同美軍之間做了什麼交易”而被免予起訴。隨即用巨額錢財構築了一個強大的地下王國，控製了包括政界、財界、輿論界、官僚集團和文化在內的整個日本社會。“也就是說，先生一個人控製著國家這一巨大輪船的船底。他一拔塞，船就沉沒。乘客們肯定會在不明所以的時間裏葬身魚腹。”而現在，“先生”因為腦袋裏一個大血瘤而不省人事奄奄一息——羊離開“先生”的腦袋不知去向。因此之故，“先生”的黑西服秘書以軟硬兼施的手段打發“我”去尋找那隻羊，以便自己成為羊的新的宿主繼續控製地下王國。於是“我”開始去北海道尋找那隻羊，開始了“尋羊冒險記”。在這個意義上，尋羊就是尋找邪惡的所在，就是尋找始終伴隨明治以來的日本現代化進程的軍國主義的源頭。前麵提及的哈佛大學教授傑·魯賓（Jay Rubin）也從村上在美國的講話及其作品中敏銳地捕捉到了這點，在他那部專著（英文原名為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村上借此賦予當代日本消費文化的關鍵性控製因素以邪惡的動機，並將其與隱藏在日本注定走向毀滅的大陸侵略擴張企圖之後的同樣驅動力聯係到一起。而在老板（即“先生”——筆者注）無所不包的影子帝國之後，隱藏著一種巨大的、吞噬個人的、極權主義的‘意誌’，其化身就是一隻‘背部有星斑的褐色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