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還在“間宮中尉的長話”中談到在中國其他戰場發生的暴力：“戰線迅速推進，供需跟不上，我們隻有掠奪。收容俘虜的地方沒有糧食給俘虜，隻好殺死。這是錯的。在南京一帶幹的壞事可不得了，我們部隊也幹了。把幾十人推下井去，再從上邊扔幾顆手榴彈。還有的勾當都說不出口。”顯然“在南京一帶幹的壞事”是指南京大屠殺。尤其難得的是，村上在第三部第二十八章指出了日本兵幹“壞事”的原因：“他們大多數農村出身，少年時代正值經濟蕭條的三十年代，在貧困多難中度過，滿腦袋灌輸的都是被誇大了的妄想式國家至上主義，對上級下達的無論怎樣的命令都毫不懷疑地堅決執行。若以天皇的名義下令‘將地道挖到巴西’，他們也會即刻拿起鐵鍬開挖。”在這裏，村上固然沒有繞開天皇，點出了天皇對於二戰中的日軍暴力負有責任，但相對說來，其筆鋒的指向更是以天皇的名義下達命令的暴力機器，即沒有人對致使“眾多士兵丟掉性命”的缺乏現實性的草率戰略決策負責的、曖昧的封閉性國家組織。村上認為這才是暴力的源頭，也是諾門罕戰役吸引他的根本原因及這一題材的意義所在。
更危險和可怕的是，這一封閉性係統至今仍在，因此暴力仍在。而將其具體化的便是那條現實橫線——主人公尋找失蹤的老婆過程中遭遇的種種怪事和阻礙。其最大的阻礙來自妻子久美子的哥哥綿穀升。綿穀升無疑是帶有暴力性的邪惡人物。不過較之《尋羊冒險記》中的“先生”和剝皮鮑裏斯等曆史上暴力性邪惡形象，綿穀升顯然更具欺騙性和時代特征：“綿穀升堪稱頭腦敏捷的變色龍，根據對手顏色改變自身顏色，隨時隨地炮製出行之有效的邏輯，並為此動員所有的修辭手段。”其職業當然不是軍人而是大學老師，是寫了厚厚一本經濟學專著的學者。作為“變色龍”，綿穀升尤其擅長利用電視表現自己，麵對攝像機顯得風流倜儻遊刃有餘，穿一身價格昂貴做工考究的西裝，紮一條相得益彰的領帶，架一副文質彬彬的眼鏡。“神情和悅，語聲安靜，諳熟給對方後背以致命一擊的訣竅”，而且熟知如何才能操縱民眾的情緒。事實上也博得了民眾的好感和喝彩，“即使相當博學多識的人亦受其蠱惑”。然而就是這個人以莫名其妙的手段害死了還是小學生的妹妹即久美子的姐姐，以莫名其妙的方式徹底玷汙了加納克裏他，又以莫名其妙的招數將久美子從主人公手裏奪走據為己有。總之，綿穀升“始終如一地損毀著各種各樣的人，並且將繼續損毀下去”。下一步情況糟糕：這種暴力性邪惡人物當上了國會議員，成了政治家。其政治目標“是要使日本擺脫當今的政治邊緣狀態，將其提升到堪稱政治及文化楷模的地位”。
令人驚異和沉思的是，以上種種描述竟同現實中的日本某些政治家形象如出一轍。而且其從政之路也毫無二致。綿穀升的叔父是國會議員，其當選是因為承襲叔父選區之故。而其叔父戰前曾作為專門搞兵站學的年輕技術官僚於1932年前往成立不久的“滿洲國”考察滿蒙地區羊毛供給情況，以便為進攻蘇聯的日軍裝備防寒服做準備。此人在奉天（沈陽）見到了策劃“九一八事變”的陸軍中將石原莞爾，兩人談得甚為投機，戰後也未間斷“親密交往”。綿穀升的父親是運輸省精英官僚，“自視甚高，獨斷專行，習慣於下達命令，對自己所屬世界的價值觀絲毫不加懷疑。對他來說，等級製度就是一切。對高於自己的權威自然唯命是從，而對芸芸眾生則毫不猶豫地踐之踏之”。他認為日本這個國家體製上固然是民主國家，但同時又是極度弱肉強食的等級社會。若不成為精英，在這個國家幾乎就談不上有什麼生存意義，隻能在石磨縫裏被慢慢擠癟碾碎。他把這種“大成問題的哲學和畸形世界觀”徹底灌入綿穀升的腦袋，絕對不允許兒子甘拜任何人下風。也就是說，戰前那個暴力性國家組織或其理念仍然流淌在此人血液中並極力傳給了兒子綿穀升。而綿穀升那個同二戰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叔父又提供了政治地盤使其繼承了國會席位——村上就是這樣勾勒出了暴力的傳承路線。一句話，暴力仍在！
因此，作者必須使主人公投入戰鬥。
《鳥》是妻子突然下落不明，作為主人公的丈夫尋找其下落的故事。我的小說的一個重要主題（motif）就是很多場合“尋找丟失的什麼”。例如《尋羊冒險記》中主人公尋找帶有星形斑紋的特殊的羊和不見了的朋友，《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中主人公為尋找失蹤的少女而進入沒有影子的小鎮。但《鳥》與此前作品的不同之處，在於主人公積極主動地期盼尋找並為此進行戰鬥。我以前小說的主人公，總的說來被動“卷入”事物流程的色彩很濃，但是《鳥》的主人公岡田亨則具有“無論如何也要找到妻子”的始終一貫的堅強意誌。在世人眼裏他絕非強人，可他有個特點：一旦下定決心就不後退。所以無論他妻子的哥哥綿穀升說“你沒必要找我妹妹”，還是妻子本身提出“你別找我”，他都不屈不撓地尋找下去。因為主人公完全清楚尋找妻子一事不是為了別人，而是為了自己本身。
我想，這種積極性或戰鬥性是貫穿整個作品的。或者說如果沒有如此明確的積極向上的意誌，要最後完成這麼長的故事也是不可能的。在這個意義上，《鳥》這部作品在我作為作家的生涯中——特別是在獲得第3部以後（這一經過容以後述說）——起到了轉折點的作用。也就是說，寫這部作品之前同之後相比，我作為作家的姿態有很大不同。現在回頭看去，毫無疑問，《鳥》以後的我的作品無不朝著逐漸失卻都市式洗練（sophistication）和輕俏的方向行進，一種類似“介入”意誌那樣的東西開始在出場人物身上一點點顯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