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種見解均有其個性和深意，但我仍認為這部短篇集的主題更在於提出一個疑問：人生是徒勞的嗎？
村上春樹很熟悉希臘神話。希臘神話中有個後來成為西方文學典故的“西西弗斯的石頭”（Stone of Sisyphus）的故事。暴君西西弗斯因為生前作惡多端，死後墮入地獄做苦役：將一塊巨石從平地推上高高的山頂。而每次快要推到頂時，石頭必定由於自身的重量而陡然滾下山去。於是他重新推石上山，如此周而複始，累得腰酸腿痛汗流不止，純屬徒勞。明知徒勞，卻又不能停止這種荒謬的勞作。這個神話在村上春樹筆下演變成了旋轉木馬。雖然，騎旋轉木馬比推石上山輕鬆有趣得多，但在徒勞這點上並無不同：“無非以同一速度在同一地方兜圈子而已。哪裏也到達不了，既下不來又換不成。誰也超不過誰，誰也不被誰超過。然而我們又在這旋轉木馬上針對假設的敵手進行著你死我活的鏖戰。”村上甚至用他本人從事的創作活動進一步強調徒勞，說寫文章這一自我表現形式任何地方都到不了，“如果覺得似乎到了什麼地方，那無非錯覺而已。人是禁不住要寫才寫的。寫本身沒有效用，也沒有附屬於它的希望。”注意，村上在這裏講了一次“哪裏也到達不了”（どこにも到達しない）和兩次“哪裏也去不了”（どこにも行けない）。哪裏也到達不了卻偏要到達哪裏，哪裏也去不了卻又非去哪裏不可，於是反複推石上山，於是在木馬上反複旋轉並且鏖戰不止！村上在其他場合也就此做過表述。例如他在2001年以《遠遊的房間》為題致中國讀者的信中這樣概括了他的小說想要訴說的東西，“任何人一生當中都在尋找一個東西，但能夠找到的人並不多。即使幸運地找到了，實際找到的東西也已受到致命的損毀。盡管如此，我們仍然繼續尋找不止。因為若不這樣做，生之意義本身便不複存在”——找不到也要找，壞了也非找不可，這和前麵說的是同一回事，都可以理解為關於徒勞的表達。
不過，村上這樣表達並不等於其所有作品統統都在不厭其煩地訴說徒勞。小說文本要複雜得多，在某種意義上，文本未嚐不是獨立於作家之外的自行其是的“公器”。我所以覺得這部短篇集關乎徒勞，主要依據也在於文本，在於對文本的把握。總的說來，這八篇小說所傳達的並非對於作者在序言和信中所說的“徒勞”的無條件肯定。較之肯定，更多的時候是在肯定和否定之間左右搖擺。下麵就讓我們帶著這個疑問進入作品。
《背帶短褲》中，“母親”獨自在德國旅行期間突然決定離婚，希望通過離婚告別過去的自己，開始新的人生。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過去的婚姻生活在構築真實的自我方麵屬於徒勞的經營——以家庭為重，溺愛女兒，哪怕丈夫男女關係上不檢點也表現出近乎“缺乏想象力”的忍耐力，也就是說“母親”徒然把自我封閉在賢妻良母這一家庭以至社會所要求的勞作之中。到了德國之後，她的自我、她的主體性才開始覺醒：“一個人旅行是何等美妙啊……所有的風景都那麼新鮮，所有的人都那麼親切，並且這一個個體驗都在喚醒她體內蟄伏而從未啟用的種種感情。”但僅僅這些並不足以促使她做出離婚這一根本性決定，正如小說結尾所概括的，“事情的關鍵在於短褲”。為什麼說關鍵在於短褲呢？因為“母親”在那個德國男子穿上背帶短褲後被店員拉來按去以調整短褲尺寸的過程中看到了過去的自己。關於這點，前麵提及的酒井英行有一段很貼切的表述：
以上三種見解均有其個性和深意，但我仍認為這部短篇集的主題更在於提出一個疑問：人生是徒勞的嗎？
村上春樹很熟悉希臘神話。希臘神話中有個後來成為西方文學典故的“西西弗斯的石頭”（Stone of Sisyphus）的故事。暴君西西弗斯因為生前作惡多端，死後墮入地獄做苦役：將一塊巨石從平地推上高高的山頂。而每次快要推到頂時，石頭必定由於自身的重量而陡然滾下山去。於是他重新推石上山，如此周而複始，累得腰酸腿痛汗流不止，純屬徒勞。明知徒勞，卻又不能停止這種荒謬的勞作。這個神話在村上春樹筆下演變成了旋轉木馬。雖然，騎旋轉木馬比推石上山輕鬆有趣得多，但在徒勞這點上並無不同：“無非以同一速度在同一地方兜圈子而已。哪裏也到達不了，既下不來又換不成。誰也超不過誰，誰也不被誰超過。然而我們又在這旋轉木馬上針對假設的敵手進行著你死我活的鏖戰。”村上甚至用他本人從事的創作活動進一步強調徒勞，說寫文章這一自我表現形式任何地方都到不了，“如果覺得似乎到了什麼地方，那無非錯覺而已。人是禁不住要寫才寫的。寫本身沒有效用，也沒有附屬於它的希望。”注意，村上在這裏講了一次“哪裏也到達不了”（どこにも到達しない）和兩次“哪裏也去不了”（どこにも行けない）。哪裏也到達不了卻偏要到達哪裏，哪裏也去不了卻又非去哪裏不可，於是反複推石上山，於是在木馬上反複旋轉並且鏖戰不止！村上在其他場合也就此做過表述。例如他在2001年以《遠遊的房間》為題致中國讀者的信中這樣概括了他的小說想要訴說的東西，“任何人一生當中都在尋找一個東西，但能夠找到的人並不多。即使幸運地找到了，實際找到的東西也已受到致命的損毀。盡管如此，我們仍然繼續尋找不止。因為若不這樣做，生之意義本身便不複存在”——找不到也要找，壞了也非找不可，這和前麵說的是同一回事，都可以理解為關於徒勞的表達。
不過，村上這樣表達並不等於其所有作品統統都在不厭其煩地訴說徒勞。小說文本要複雜得多，在某種意義上，文本未嚐不是獨立於作家之外的自行其是的“公器”。我所以覺得這部短篇集關乎徒勞，主要依據也在於文本，在於對文本的把握。總的說來，這八篇小說所傳達的並非對於作者在序言和信中所說的“徒勞”的無條件肯定。較之肯定，更多的時候是在肯定和否定之間左右搖擺。下麵就讓我們帶著這個疑問進入作品。
《背帶短褲》中，“母親”獨自在德國旅行期間突然決定離婚，希望通過離婚告別過去的自己，開始新的人生。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過去的婚姻生活在構築真實的自我方麵屬於徒勞的經營——以家庭為重，溺愛女兒，哪怕丈夫男女關係上不檢點也表現出近乎“缺乏想象力”的忍耐力，也就是說“母親”徒然把自我封閉在賢妻良母這一家庭以至社會所要求的勞作之中。到了德國之後，她的自我、她的主體性才開始覺醒：“一個人旅行是何等美妙啊……所有的風景都那麼新鮮，所有的人都那麼親切，並且這一個個體驗都在喚醒她體內蟄伏而從未啟用的種種感情。”但僅僅這些並不足以促使她做出離婚這一根本性決定，正如小說結尾所概括的，“事情的關鍵在於短褲”。為什麼說關鍵在於短褲呢？因為“母親”在那個德國男子穿上背帶短褲後被店員拉來按去以調整短褲尺寸的過程中看到了過去的自己。關於這點，前麵提及的酒井英行有一段很貼切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