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丈夫和女兒為了穿用適合其“體型”的背帶短褲而對母親施行了“細微調整”。丈夫對妻子施以“細微調整”以使之適合男性中心社會中的自己的“體型”。
所以，應該說母親在德國的背帶短褲商店中看到的是她本身（的形象）。店裏的人為了適合同丈夫“體型一模一樣”的德國人而將背帶短褲“到處拉來按去”——那背帶短褲不外乎母親的生體。她在旅行地凝視著為適合丈夫“體型”而被“到處拉來按去”的自身形象……
正因如此，“母親”才在凝視時間裏感到過去一種模模糊糊的情感漸漸變得清晰，知道自己“從心眼裏冒水泡一般湧起一股對父親忍無可忍的厭惡”。於是“母親”下定決心同“父親”離婚——三十分鍾即跨越了徒勞人生與非徒勞人生的障礙。換言之，在村上作品中，命運的轉變往往是由於意想不到的契機促成的，即所謂命運的不確定性。但村上在這裏並不認為人的意誌是徒勞的。他在小說開篇不久就這樣寫道：“誠然，人生的某一部分或許受製於命運，或許命運會如斑斑駁駁的陰影染暗我們的人生地表。縱使如此，如果其中仍有意誌存在——仍有足以跑二十公裏和遊三十公裏的頑強意誌存在的話，我想大多數風波都可以用臨時爬梯來解決。”
《出租車上的男人》是一個富有韻味的短篇，我曾選為文選課的教材。小說表達了同前一篇相近的雙重性主題。如果把徒勞比作旋轉木馬——即使旋轉木馬也並非永遠“既下不來又換不成”，有時候也還是可以下來換乘並非木馬的馬到達某個地方的，隻要懷有相應的意誌。畫上的“出租車上的男人”被禁錮在出租車“這一有限的形式中”，出租車的名字叫“平庸”，男人永遠無法掙脫，任何掙脫的努力都無疑都是徒勞的。那麼“我”呢？“我”是為了當畫家來美國的，結果沒當成。十年時間裏麻煩事一個接一個，最後和丈夫分手了，孩子也放棄了，所有的理想、希望、愛都成夢幻——徒勞的十年。所以“出租車的男子”就是另一個“我”，“他理解我的心情，我理解他的心情”，徒勞和“平庸”把兩人禁錮在一起。後來“我”把畫燒了。燒畫和前篇的離婚同是轉折點，使得“我”從徒勞中解放出來，回國經營畫廊，從此一帆風順。令人驚異的是，“出租車上的男人”也被解放出來：一次“我”去希臘旅行，居然和他出乘一輛出租車。他是希臘國立劇院的演員，要去哪裏參加“非常盛大的晚會”！小說進入尾聲時“我”這樣想道：“自己的人生已經失去很多部分，但那不過是一部分的終結，而往後還是可以從中獲得什麼的。”但我同時也強調一個寶貴教訓，那就是“人不能消除什麼，隻能等待其自行消失”。換言之，人生既有徒勞的部分，又有不是徒勞的部分。其中機會很重要，機會到來之前，再努力也無濟於事。而機會很可能是偶然的、意外的。這裏再次暗示了命運的不確定性，這是村上對人生的一種理解。
順便說一句——倒是與主旨無關，也是因為在大學工作的關係，我對小說開頭部分的一段話別有心會：“在那所大學轉了差不多一個星期，所嗅到的氣味隻有權威、腐敗和虛偽。包括校長和係主任在內采訪了十來名教員，隻有一名說話還算地道，而這名副教授兩天前剛交了退職報告。”
《遊泳池畔》的情節非常簡單。主人公是個成功者，不到三十歲就在公司擁有了舉足輕重的權限，收入比同代任何人都多。妻子比他小五歲，婚姻生活概無問題。還找了個更年輕的情人，這方麵也平安無事。他決定把三十五歲生日這天作為人生的轉折點，決心像遊泳一樣全速遊完七十年。生日第二天他以剛降生時的姿勢站在大鏡子前由上而下依序檢查自己的身體，結果意識到“我正在變老”。評論家川本三郎認為主人公是在空蕩蕩的房間裏騎在旋轉木馬上同時間這個假想敵展開永無休止的鏖戰：
《遊泳池畔》這個短篇就是被這種時間所俘虜的男人的故事。“三十五歲那年春天，他確認自己已拐過了人生轉折點”（並且是在生日！），這是小說開頭第一句——主人公就是這樣近乎病態地看待年屆三十五歲這一事實，為此感到痛苦和悲傷。三十五歲了！三十五年間自己做了什麼呢？往後自己將如何呢？村上像要強調主人公的悲傷似的用黑體字大大寫下這樣兩句：“至此已過完一半”“我正在變老”。
川本三郎《村上春樹論集成》
若草書房2006年5月版，p.160
自不待言，任何以時間為對手的“鏖戰”都注定以徒勞告終。在人的所有對手當中，唯獨時間永遠不可撼動。主人公當然也清楚地意識到了這點：“再怎麼掙紮，人也是無法抗拒衰老的。和蟲牙是一回事。努力可以推遲其惡化，問題是再怎麼推遲，衰老也還是得帶走它應帶走的部分。人的生命便是這樣編排的。年齡越大，能夠得到的較之所付努力就越少，不久變為零。”不過相比之下，更讓主人公感到痛苦的是自己身上潛伏的某種模糊不清的無可名狀的東西。這給他帶來了遠為嚴重和深切的徒勞感。傑·魯賓認為這個短篇可以作為《國境以南太陽以西》的前奏來讀。不錯，在徒勞和無奈這點上二者確有前後呼應之處。
《獻給已故的公主》同莫裏斯·拉威爾的樂曲《獻給已故公主的孔雀舞》不存在直接關係。在這裏，我們再次領教了村上筆下的命運不確定性——由小小的偶然或意外導致的人生的無奈和徒勞。盡管她是“體形勻稱得無與倫比”和全身充滿生機的美少女，但“我”看第一眼就討厭她。盡管討厭，卻在一次郊遊時和她“物理性”相抱而眠。盡管“我”極為困惑，而“我”的陽物卻緊貼她的大腿開始變硬。十年後“我”偶然遇到她的丈夫，得知她還記得自己，同時得知她生活並不如意，因所生女嬰意外夭折而過得暗無天日。如此看來，她過去的漂亮、聰明和足以使“周圍空氣仿佛發生奇跡”般的笑容以及女王般的高傲都算什麼呢？豈不等於零了麼？或許真如她丈夫所感覺的那樣：“我們人生相當大的一部分恐怕是為某人的死帶來的能量，或不妨稱為欠損感那樣的東西所框定的。”此其一。其二，“人生這東西本質上是平凡的，工作也罷婚姻也罷生活也罷家庭也罷，如果說裏邊有什麼樂趣，那也是唯其平凡才有的樂趣”。如果不承認這點——比如小說中的“她”，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勢必體味徒勞的痛苦。小說結束時她丈夫叫“我”給她打電話，“我還沒給她打電話。她的喘息她的體溫和柔軟的乳房感觸還留在我身上，這使我極為困惑，一如十四年前的那個夜晚”。作為“我”怎麼可能給她電話呢？因為她仍騎在“旋轉木馬”上進行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