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嘔吐一九七九》中的主人公有兩項少見的本事，一是能長期一天不缺地堅持寫日記，二是能不斷勾引朋友的太太或戀人並連連得手，輕而易舉地同她們大動幹戈，而他自己則堅決不談戀愛更不結婚，嫌麻煩和怕負責任。其間唯獨一樁事讓他懊惱：從1979年6月4日至7月15日整整連續嘔吐了四十天。不僅如此，還天天有陌生電話打來，道出他的姓名後即刻掛斷。原因始終莫名其妙。四十天後自動戛然而止。那麼，這個主人公能從“旋轉木馬”上下來不成？回答應該是否定的，原因是雖然他也感到慚愧，但無論如何也無法停止——他就是要一個接一個同朋友的太太或戀人睡下去，所有痛改前非的嚐試都是徒勞之舉。那已成為他自身的運行係統（system）。作者在序言中就已說過：“我們固然擁有可以將我們自身嵌入其中的我們的人生這一運行係統，但這一係統同時也規定了我們自身。”所謂旋轉木馬即是此意。傑·魯賓頗為欣賞這個短篇：“這篇小說於是在完全俗世的氛圍中將超現實的感覺推至極致，隻隱約暗示到一點心理方麵的由頭，這在村上的小說世界裏可謂屢見不鮮。”
《避雨》中有虛實兩場避雨。一是作為現實的避雨，“我”在酒吧喝酒避雨時見到了主人公，二是主人公從辭職到找到新工作約有一個月作為休假的“避雨”。不料後來的發展使得這場“避雨”成為徒勞的“避雨”。休假的第十天她就食欲下降，終日心焦意躁，覺得在這個擁有一千五百萬芸芸眾生的大都會裏唯獨自己孤獨得要命。一次她以七萬日元的高價同一個中年獸醫睡了一次，睡罷，“她意識到幾天來一直盤踞在她身上的無可名狀的焦躁早已不翼而飛”。她這樣跟男人睡了五次——“雨”沒有避成。最後“村上”說假如自己提出想花錢和她睡：“你要多少？”她再次好看地一笑：“兩萬。”不過找到新工作後她再也沒有這樣同男人睡過，男朋友也有了。也就是說那場“避雨”對她此後的人生毫無影響。傑·魯賓認為“村上經常在意識和肉體似乎涇渭分明的背景下描寫性，從重要性上講意識遠甚於肉體”。
回想起來，如此類型的女性在村上作品中並不罕見。如《尋羊冒險記》中的耳模特女郎，《舞！舞！舞！》中的咪咪和喜喜，《奇鳥行狀錄》中的加納馬爾他。另外，“我”和女主人公在酒吧相見的場景顯然被移植到後來的《挪威的森林》“我”和綠子初次相見的描寫中。也就是說，“避雨”對女主人公是徒勞的，但《避雨》這個短篇對村上的日後長篇創作絕非徒勞之作。
《棒球場》至少傳達了兩個徒勞意念。一個是宿命性質的。主人公寫的一篇小說在“我”看來其缺點“屬於相當宿命的那類缺點”，無法修改。而主人公本人也意識到自己寫的全部是現實中的事卻“沒有現實感”，隻好就此作罷。二是意外性質的。主人公為徹底把握將自己迷得失魂落魄的漂亮女孩的全部生活情況，特意借來望遠鏡每天晚上從棒球場對麵窺看女孩房間。結果卻適得其反，對女孩不像過去那樣癡迷了。後來實際碰見時，盡管女孩“極有活力”並主動打招呼，而自己眼前浮現的竟然全是她的乳房、陰毛、側腹的痣，以及“用寬大的收腹帶勒緊肚子和屁股的場景”，於是“我”渾身大汗淋漓，五年後“我都清楚記得最後和她說話時汗水那黏黏糊糊的感觸和討厭的氣味。唯獨那場汗我再不想出第二次了”——他從“旋轉木馬”上下來了，後來成了一名舉止得體的銀行職員。並且每次從飛機窗口俯視地麵時都不由感歎：“小小的燈光是多麼美好多麼溫暖啊！”
《獵刀》中的曾是空姐的美國女子的肥胖 “使我想起某種宿命性質的東西。世上存在的所有傾向無不是宿命性疾患”。而她的婚姻和生活本身也不無宿命性質。作為空姐同飛行員結婚，結婚後不當空姐了，而丈夫仍喜歡空姐，又跟別的空姐搞上了。“這種事也是常有的。從空姐到空姐，一個接一個”。她出生在洛杉磯，上大學在佛羅裏達，畢業後去紐約，婚後去舊金山，離婚又返回洛杉磯——“最終回到原地”。而坐輪椅的青年本身即是徒勞的象征。不，甚至連徒勞都談不上，他已被徹底剝奪了“勞”的主體性和主動性，一切“都是人家定的——那裏住一個月，這裏住兩個月！這麼著，我就像下雨似的或去那邊或來這裏”。但他畢竟不甘心，求熟人買了一把獵刀，“一把屬於自己的刀”，並且瞞著任何人。小說結尾時他叫“我”用刀切點什麼，“我”把大凡看到的東西一個又一個切開，利利索索，“鋒利無比”。不難看出，刀是輪椅青年對抗徒勞的意誌力或潛在欲望的隱喻——即便他也想從“旋轉木馬”上下來。
人生終歸是徒勞的，至少有的部分是徒勞的，一如騎在旋轉木馬上的鏖戰，認識到這點有助於我們保持豁達的態度；同時也有不是徒勞的部分，即人生又不是全是徒勞的，我們仍然可以從旋轉木馬上下來而腳踏實地展開鏖戰——不知這是不是村上給予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