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在作風潑辣雷厲風行的妻子的鼓動之下，開始了“再襲”。“再襲”一開始就撲了個空，因為深更半夜根本找不到仍在營業的麵包店，隻好代以麥當勞漢堡包店。這個更富有象征意味——麥當勞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符號。好在這回沒有出現瓦格納，故而談不上“交換”。兩人以武力迫使店裏的三個人專門做了十五個“巨無霸漢堡包”，之後把三個人綁在柱子上，“我”和妻揚長而去。總之，這次作為襲擊算是成立了，此“襲擊”反抗了“交換”法則，我因之得以從體製內的“乖孩子”重返作為資本主義體製反抗者的自己。村上便是這樣描寫了自我主體性（identity）崩潰的過程以及加以修複的努力，以他特有的筆法勾勒出了力圖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保持自我主體性活下去的邊緣人物形象，盡管這種努力是荒謬而徒勞的。
《家庭事件》是村上為一家名叫LEE的女性雜誌寫的，自然把讀者設定為女性。也許因為這個關係，在他所有短篇之中，這篇是最好讀的，輕鬆，幽默，開朗，甚至帶有歡快的調子。雖然著墨不多，但“我”、妹妹和妹妹的未婚夫渡邊升三人的個性躍然紙上。“我”不無嬉皮士意味，玩世不恭，機警頑皮，我行我素，同時不失理解和愛心。一同生活的妹妹則注重世俗價值和規範，苦口婆心地勸“我”改邪歸正，自覺不自覺地扮演“老媽”的角色，以致“我”想，“女人這東西簡直同大馬哈魚無異，別看嘴上說什麼，終歸必定回到一個地方去”。渡邊升（《雙胞胎女郎和沉沒的大陸》中我的合夥人和《象的失蹤》的男飼養員也叫渡邊升）明顯是循規蹈矩的專業型人物，雖然所穿毛衣和襯衫的顏色搭配不夠諧調，但對修理屬於其專業範圍的組合音響卻表現得十分出色。而且，作為村上的小說，其中罕見地出現了家庭這個他一直不願意寫的團體。雙方父母齊全。“我”見了妹妹未婚夫的父母並就此向自己母親彙報。這在村上小說中恐怕是頭一遭。文思豐沛，涉筆成趣，栩栩如生。
《雙胞胎女郎和沉沒的大陸》最初發表在《別冊小說現代》上麵。“我”相隔半年在這裏見到了《1973年的彈子球》中的雙胞胎女郎208、209。是從畫報上見到的，兩人在名叫“玻璃籠”的舞廳的玻璃桌旁坐著。後來我夢見了她們。兩人置身於雙層牆的中間，建築工不停地往牆上砌磚，而兩人卻渾然不覺。“牆迅速變高——雙胞胎的腰部、胸部、頸部，不久將其整個掩沒，直達天花板，這是轉眼間的事，我完全奈何不得。”言外之意，我們便是不知不覺之間被什麼框死、失去自己的。一旦失去，便不可能重新獲得，任何人都徒呼奈何。我想這應該是村上在這部短篇中傳達的信息和主題。這也是一貫傳達的主題之一。
《羅馬帝國的崩潰……一八八一年印第安人起義……希特勒入侵波蘭以及狂風世界》，在這裏村上純粹是想跟讀者開玩笑，篇名雖如此之長，但正文卻隻有幾頁。他想說的隻有最後出現的一句話：“大凡有意義的行為無不具有其獨特的模式。”或者反過來說也未嚐不可：具有獨特模式的行為未必有什麼意義。怎麼說都無所謂。
《擰發條鳥和星期二的女郎們》——前麵說了——在七年後成了《奇鳥行狀錄》中的第一章，洋洋灑灑繁衍為譯成中文都有50萬字的鴻篇巨製，的確可謂“新的胎動”。作為短篇小說來看，幾乎同其所有短篇一樣，開頭突如其來，結尾不知其蹤。非日常性對日常性的入侵，虛擬對現實的滲透，彼岸世界對此岸世界的進逼，由此導致主人公生活軌道產生偏差。起始偏差微乎其微，“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偏差越來越嚴重，不久竟將我帶到看不見原來狀況的邊緣”——村上的短篇大體寫的就是這樣的東西，寫人生和命運的不確定性。而將這種不確定性勉強拉回現實之中的，在這裏即是擰發條鳥的叫聲。同時其叫聲又意味另一個更大的不確定性的產生。擰發條鳥，隻聞其聲不見其形，確是一個極富寓意的象征，一個奇特的隱喻。
最後著重說一下《象的失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