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人》:“我”或主體性的迷失(2 / 3)

《眠》是個真正的轉折點,一個新層次的標誌,幾乎完全喪失了舊有的冷靜和疏離感,是轉向恐怖和暴力的清楚標誌,這種因素看來已逐漸成為村上作品中不可避免的重要內容,他越來越自覺地認識到這是身為一位日本作家必須恪盡的職責。另一種使他感興趣的極端精神狀態的側麵就是肉體與思維的剝離……達到如此極端程度的自我疏離,後來還在《奇鳥行狀錄》中予以更加顯著的描繪。

《傾聽村上春樹:村上春樹的藝術世界》

[美]傑·魯賓著,馮濤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

原書名為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

村上本人也很看重《眠》和《電視人》,他在《村上春樹全作品1990—2000》第三卷“解題”中寫道:“即使在過去所寫的短篇小說之中,《電視人》和《眠》也是我最中意的兩篇。如果把之於我的最佳短篇集為一冊,我絕對把這兩篇收入其中。盡管作為故事的質感哪一篇都令人不寒而栗,但我覺得其中又含有事情開始朝某個方向推進的溫暖預感。”

說到恐怖與暴力,《加納克裏他》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幾乎每個字都帶有血腥味。《加納克裏他》中的女主人公加納克裏他“認為自己確實漂亮,體形也極好,胸部碩大,腰肢苗條,自己照鏡子都覺得性感”,以至上街時所有男人無不張大嘴巴看她,禁不住大動幹戈,“迄今為止我被所有種類的男人強奸過了”。於是克裏他不再出門,躲在地下室裏幫姐姐馬裏他照料水罐,但仍逃不脫被強奸的命運。一個前來“搞什麼調查”的警察一進門就把克裏他按倒在地,正要施暴時,被姐姐馬爾他用撬棍打昏,又用菜刀割開喉管。不久,房間出現了幽靈,警察幽靈一張一合著開裂的喉管走來走去,但對克裏他已無能為力。克裏他後來走到外麵設計火力發電廠——她是這方麵的設計師——並大獲成功,過上了優雅而幸福的生活。但最後還是被一個高大男子破門強奸,奸後用刀割開她的喉管。而這一切不幸,並非主要由於她的性感,而是因為她體內有一種不適合她的水,男人為那種水迷得魂不守舍。

看過《奇鳥行狀錄》的讀者想必記得,那裏邊也出現了加納馬爾他、加納克裏他姐妹。隻是,克裏他是作為肉體娼婦和意識娼婦出現的。與此同時,水、血等意象也被納入這部隨後創作的長篇中。應該說,這個短篇本身並沒有多麼高明,它的價值在於它在《奇鳥行狀錄》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行屍》(Zombie)同樣怪異和恐怖。預定下月舉行婚禮的一對情侶行走之間,男子突然指責女子走路羅圈腿、耳孔有三顆黑痣、身上有狐臭,甚至罵她是“豬”。忽然,男子雙手抱頭喊痛。女子去摸男子的臉,結果男子臉皮整個剝落下來,作為血肉模糊的行屍從後麵追她。睜眼醒來,才知是一場噩夢。女子問男子:“我耳朵裏可有黑痣?”“你莫不是說右耳裏邊那三顆俗裏俗氣的痣?”——夢仍在繼續。也就是說,夢中的恐怖漫延到現實中來,現實同樣恐怖。日本法政大學教授、文藝評論家川村湊認為:

《加納克裏他》中被割開喉管的警察幽靈、《眠》中往睡覺女子腳下倒水的手持水壺的黑衣服老人——對這些“異人”,即使視之為作為“高度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當代日本的民間傳說(Folklore)的主人公,恐怕也絲毫不足為奇。村上活靈活現描繪出這種棲居於都市一角的“異人”,將我們的疲勞、失眠、無奈、恐怖、絕望、孤獨感折射在他們身上。無須說,這一現實性(Reality)源於我們對於都市“黑暗”的“驚懼”。同時村上的小說也告訴我們這種“驚懼”中含有幾分難以言喻的釋然。

川村湊《如何閱讀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をどう読むか)

作品社2006年12月版,pp.112—113

是的,那些“異人”未必不是怪誕與殘酷、割裂與錯亂所在皆是的現代都市的隱喻,未必不是都市人隱秘而真實的生存感受的象征。現代都市催生人的驚懼,驚懼導致恐怖,恐怖造成失落感。隻是,在這個短篇中,不但靈魂失落了,肉體也一並分崩離析——不難看出,村上在訴說失落時,不僅有溫情脈脈的撫慰,也有令人戰栗的驚怵。

《飛機》中沒有飛機,更沒從飛機上扔東西,但仍同失落感有關。二十歲的主人公經常同一個年長七歲的已婚女子做愛。女子好哭,哭後必主動同他做愛。而他每次就此思考時都深感困惑。一天她又哭了,做愛後問他過去是否有自言自語的毛病。他“反問”自言自語的內容。女子回答說是關於飛機的自言自語,他卻一點兒也不記得。

一般說來,做愛是男女之間最親密的交流形式,足以消解各自的失落感。然而主人公“弄不清同她睡覺究竟意味什麼。一種無可言喻的失落感——仿佛複雜係統的一部分被人拉長從而變得極其簡單的失落感——朝他襲來。他想,長此以往自己恐怕哪裏也抵達不了。這麼一想,他怕得不行,覺得自己這一存在即將融化消失”。失落感既然能夠侵蝕做愛,那麼還有什麼不能侵蝕呢?男人通常希望在女性這一“他鄉”尋回自己失落的部分——此前村上小說中主人公也力圖借此填補自己身上的空洞,但在這裏適得其反,而被告知自己“哪裏也抵達不了”。至此,失落感已徹底融化了“我”這一存在的主體性,而且並不悲愴,也不纏綿和淒美。

相比之下,《我們時代的民間傳說》是最為輕鬆好玩的一篇,的確有幾分“民間傳說”意味。小說的時代背景為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作者稱之為“高度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前期發展史”。故事圍繞性和處女性展開。作為情侶的他和她是高中同學,都是無可挑剔的優等生,而且她是全校屈指可數的美人。交往當中,他為了尋求“肉體上的一體感”而向她提出性愛要求,但她搖頭拒絕,理由是婚前想一直是處女。上大學後他再次提出同樣要求,她仍舊搖頭:“不能把我的初次給你。”但許諾等到和別人結婚後再和他睡,“不騙你,一言為定。”十年後他二十八歲時——他仍獨身,她半夜打來電話,說丈夫不在家,希望他去其住處讓她履行當時的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