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村上的小說也極少以肯定和欣賞的語氣提到日本、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也就是說，村上筆下往往出現一種悖論：表達日本卻又排斥“日本性”，用日本語表達卻又排斥“日本語性”——有誰曾在他的小說中見過為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等日本作家所津津樂道的富士山、金閣寺、和服、藝伎、榻榻米、“刺身”、清酒等大大小小的日本符號。櫻花倒是在《挪威的森林》出現過，而“日本性”以至“日本語性”卻幾乎被消解得一幹二淨：“在我眼裏，春夜裏的櫻花，宛如從開裂的皮膚中鼓脹出來的爛肉（春の闇の中の桜の花は、まるで皮膚を裂いてはじけ出てきた爛れた肉のように僕には見えた） ”。
村上文學這一排斥“日本性”或“去日本化”特點甚至被視為其受歡迎的一個主要原因。如作家島田雅彥認為：“村上春樹的作品之所以能像萬金油一樣暢銷世界各國，是因為他在創作中刻意不流露出民族意識，寫完後還反複檢查，抹去所有民族色彩。這樣，他的小說就變得‘全球化’了。”明治學院大學一位名叫四方田犬彥的教授則用“無味性”表達了類似看法：“不錯，村上是用日語創作的日本作家，但他所依據的文化感受、所提及的音樂和電影或者都市生活方式，在今天的全球化進程中無一不是世界性流通和浮遊的東西，在性質上無法歸結為特定的地域和民族。……如果說村上的小說幾乎不存在讓人感覺出這種傳統的日本味，那麼就是說，它是因其文化無味性而跨越國境、得到外國人追捧的。”（《遠近》2006年八·九月合刊號）
不過，凡事總有例外，如1987年這本《日出國的工廠》就是個例外。關於這本書的名字，村上在前言中說他本來想的是另一個，但在采訪和寫作過程中，覺得“日本”“日本人”這一概念逐漸變大，於是改變主意，采用了“日出國的工廠”這個書名。促使“變大”的一個原因，想必就是村上在參觀工廠當中情不自禁對日本人發出的讚歎：“日本人這種人實在能幹，能幹得讓人憐愛。能幹，並且力圖從工作本身找出快樂找出哲學找出自豪找出慰藉……想到這點，我就好像得到安慰和鼓勵。”是啊，日本人是很能幹——村上本人就很能幹，能幹這點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和佩服的。村上作為能幹的日本人之一，此前也不至於討厭能幹的日本人，但他以往的作品從未完整出現能幹的日本人這點確是事實，出現的莫如說是與此相反的日本人，無所事事百無聊賴的日本人倒好像為數不少。他們為之快樂和自豪也未必是“工作本身”，而往往更是別的什麼。但在這本書中，村上不僅詳細而生動地描寫了能幹的日本人，還描寫了他一向討厭的“組織”——作為“組織”的工廠。不僅描寫了工廠，還肯定了——有意也好無意也好——為工廠這一“組織”提供支撐的日本社會、日本文化。從中不難感受到村上對“日出國”尤其對在“日出國的工廠”拚命勞作的日本人的思索、欣賞和喜愛之情，顯示了村上的另一側麵或偏離其“常規”的不同之處。
事實上，村上的小說也極少以肯定和欣賞的語氣提到日本、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也就是說，村上筆下往往出現一種悖論：表達日本卻又排斥“日本性”，用日本語表達卻又排斥“日本語性”——有誰曾在他的小說中見過為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等日本作家所津津樂道的富士山、金閣寺、和服、藝伎、榻榻米、“刺身”、清酒等大大小小的日本符號。櫻花倒是在《挪威的森林》出現過，而“日本性”以至“日本語性”卻幾乎被消解得一幹二淨：“在我眼裏，春夜裏的櫻花，宛如從開裂的皮膚中鼓脹出來的爛肉（春の闇の中の桜の花は、まるで皮膚を裂いてはじけ出てきた爛れた肉のように僕には見えた） ”。
村上文學這一排斥“日本性”或“去日本化”特點甚至被視為其受歡迎的一個主要原因。如作家島田雅彥認為：“村上春樹的作品之所以能像萬金油一樣暢銷世界各國，是因為他在創作中刻意不流露出民族意識，寫完後還反複檢查，抹去所有民族色彩。這樣，他的小說就變得‘全球化’了。”明治學院大學一位名叫四方田犬彥的教授則用“無味性”表達了類似看法：“不錯，村上是用日語創作的日本作家，但他所依據的文化感受、所提及的音樂和電影或者都市生活方式，在今天的全球化進程中無一不是世界性流通和浮遊的東西，在性質上無法歸結為特定的地域和民族。……如果說村上的小說幾乎不存在讓人感覺出這種傳統的日本味，那麼就是說，它是因其文化無味性而跨越國境、得到外國人追捧的。”（《遠近》2006年八·九月合刊號）
不過，凡事總有例外，如1987年這本《日出國的工廠》就是個例外。關於這本書的名字，村上在前言中說他本來想的是另一個，但在采訪和寫作過程中，覺得“日本”“日本人”這一概念逐漸變大，於是改變主意，采用了“日出國的工廠”這個書名。促使“變大”的一個原因，想必就是村上在參觀工廠當中情不自禁對日本人發出的讚歎：“日本人這種人實在能幹，能幹得讓人憐愛。能幹，並且力圖從工作本身找出快樂找出哲學找出自豪找出慰藉……想到這點，我就好像得到安慰和鼓勵。”是啊，日本人是很能幹——村上本人就很能幹，能幹這點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和佩服的。村上作為能幹的日本人之一，此前也不至於討厭能幹的日本人，但他以往的作品從未完整出現能幹的日本人這點確是事實，出現的莫如說是與此相反的日本人，無所事事百無聊賴的日本人倒好像為數不少。他們為之快樂和自豪也未必是“工作本身”，而往往更是別的什麼。但在這本書中，村上不僅詳細而生動地描寫了能幹的日本人，還描寫了他一向討厭的“組織”——作為“組織”的工廠。不僅描寫了工廠，還肯定了——有意也好無意也好——為工廠這一“組織”提供支撐的日本社會、日本文化。從中不難感受到村上對“日出國”尤其對在“日出國的工廠”拚命勞作的日本人的思索、欣賞和喜愛之情，顯示了村上的另一側麵或偏離其“常規”的不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