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也已明確指出《1Q84》同采訪奧姆真理教事件的《地下》之間的關聯。文藝評論家、法國文學研究者鈴村和成認為村上從未寫過像《1Q84》這樣主題鮮明的小說，“主題即是以奧姆真理教為原型的原教旨主義宗教團體——新宗教（cult）集團”。同時指出“出場人物多多少少同奧姆性質的‘新宗教’有關”（河出書房新社，pp.99—100）。美國文學專家越川芳明同樣認為“村上春樹的《1Q84》可以作為以1995年製造地鐵沙林事件的奧姆真理教為原型的寓言故事來讀”（河出書房新社，p.200）。換言之，《1Q84》乃是對《地下》中的奧姆真理教及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之曆史事件的擬寫。可以說，沒有紀實文學作品《地下》，就不會有十幾年後的長篇小說《1Q84》。在這個意義上，若想深入理解《1Q84》，就必須回溯《地下》（包括《在約定的場所：地下2》），回溯奧姆真理教和沙林毒氣事件。
事件發生於1995年。1995年對於日本是極為糟糕的年份。1月17日發生7.2級神戶大地震（日本稱“阪神大震災”），三十萬人無家可歸，死亡人數最後超過六千四百人，《每日新聞》形容說“狀況簡直同剛剛戰敗時無異”。此後不到兩個月又發生沙林毒氣事件。3月20日清晨，十名奧姆真理教信徒兩人一組分成五路，其中五名鑽進三條線路的地鐵車廂，在上班高峰時間段用打磨鋒利的傘杆尖端捅破裝有液狀沙林毒氣的塑料袋。毒氣在密封的車廂和停車時的月台上彌漫開來，受害者超過五千人（官方正式公布為三千八百人），其中死亡十二人，更多的人苦於後遺症，有的終身致殘。地震摧毀了日本抗震施工技術的神話，“沙林”終結了日本社會治安的神話，乃日本戰後最慘重的天災人禍。村上春樹在《地下》題為“沒有標記的噩夢”的後記中就此寫下這樣一段話：“一九九五年一月和三月發生的阪神大震災與地鐵沙林事件，是日本戰後劃時代的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兩大悲劇，是即使說‘日本人的意識狀態因此而前後截然不同’也不為過的重大事件。有可能作為一對災難（catastrophe）、作為在講述我們的精神史方麵無可忽視的大型裏程碑存續下去。”（村上春樹，アンダーグラウンド，p.764）
無獨有偶，奧姆真理教恰恰出現在1984年。最初僅有三名成員，在澀穀租用一個公寓套間，作為“奧姆神仙會”開始活動。提出的構想是創造衣食住全部基於真理的所謂“幸福生活”，建立教育、醫療和就業機構，進而“轉生”進入高層次世界。十一年後製造了這起震驚整個日本的恐怖事件。
日本學者也已明確指出《1Q84》同采訪奧姆真理教事件的《地下》之間的關聯。文藝評論家、法國文學研究者鈴村和成認為村上從未寫過像《1Q84》這樣主題鮮明的小說，“主題即是以奧姆真理教為原型的原教旨主義宗教團體——新宗教（cult）集團”。同時指出“出場人物多多少少同奧姆性質的‘新宗教’有關”（河出書房新社，pp.99—100）。美國文學專家越川芳明同樣認為“村上春樹的《1Q84》可以作為以1995年製造地鐵沙林事件的奧姆真理教為原型的寓言故事來讀”（河出書房新社，p.200）。換言之，《1Q84》乃是對《地下》中的奧姆真理教及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之曆史事件的擬寫。可以說，沒有紀實文學作品《地下》，就不會有十幾年後的長篇小說《1Q84》。在這個意義上，若想深入理解《1Q84》，就必須回溯《地下》（包括《在約定的場所：地下2》），回溯奧姆真理教和沙林毒氣事件。
事件發生於1995年。1995年對於日本是極為糟糕的年份。1月17日發生7.2級神戶大地震（日本稱“阪神大震災”），三十萬人無家可歸，死亡人數最後超過六千四百人，《每日新聞》形容說“狀況簡直同剛剛戰敗時無異”。此後不到兩個月又發生沙林毒氣事件。3月20日清晨，十名奧姆真理教信徒兩人一組分成五路，其中五名鑽進三條線路的地鐵車廂，在上班高峰時間段用打磨鋒利的傘杆尖端捅破裝有液狀沙林毒氣的塑料袋。毒氣在密封的車廂和停車時的月台上彌漫開來，受害者超過五千人（官方正式公布為三千八百人），其中死亡十二人，更多的人苦於後遺症，有的終身致殘。地震摧毀了日本抗震施工技術的神話，“沙林”終結了日本社會治安的神話，乃日本戰後最慘重的天災人禍。村上春樹在《地下》題為“沒有標記的噩夢”的後記中就此寫下這樣一段話：“一九九五年一月和三月發生的阪神大震災與地鐵沙林事件，是日本戰後劃時代的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兩大悲劇，是即使說‘日本人的意識狀態因此而前後截然不同’也不為過的重大事件。有可能作為一對災難（catastrophe）、作為在講述我們的精神史方麵無可忽視的大型裏程碑存續下去。”（村上春樹，アンダーグラウンド，p.764）
無獨有偶，奧姆真理教恰恰出現在1984年。最初僅有三名成員，在澀穀租用一個公寓套間，作為“奧姆神仙會”開始活動。提出的構想是創造衣食住全部基於真理的所謂“幸福生活”，建立教育、醫療和就業機構，進而“轉生”進入高層次世界。十一年後製造了這起震驚整個日本的恐怖事件。
村上春樹1991年初赴美，在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住了兩年半，在馬薩諸塞州的坎布裏奇（劍橋市）住了兩年。其間主要創作了日文原著為上中下三卷的《奇鳥行狀錄》。1995年3月臨時回國時在神奈川縣海邊家中得知東京發生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其後按計劃重返坎布裏奇，6月徹底回國。從1995年12月開始整整用一年時間采訪六十二名沙林事件受害者，1997年1月最終脫稿，同年3月15日即沙林毒氣事件發生兩周年前夕刊行問世，此即《地下》。
村上作為頗具後現代傾向和大體遊離於社會主流之外的“個人主義”作家何以一反常態，全力以赴采寫這樣一部紀實文學作品呢？
寫《地下》的最初動機，首先是想作為事實詳細了解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東京地下發生了什麼。我想以我的方式徹底把握和追究其中的事實真相。不妨說，這項作業始自作為一個普通人的純粹的疑問。我想真正知道了解的事誰也不肯告訴，往下隻好由我自己邁開雙腿四處調查。並且隱約期待從這一視角看清日本這一社會的形態。此外也懷有這樣一種預感：很多事情說不定因此連在一起。但為此反正要先拔腿行動才行。躲在書房不動，有的東西是很難看清的。而這樣的作業對於我無疑是麵向新領域的一次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