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終歸是以水到渠成的形式浮現出來的，寫《地下》這本書在結果上也是對我自身進行精神adjustment（調整）的重要作業。我結束長期旅居海外的生活返回日本，需要類似精神切換那樣的東西。而那必須是同自己國家的刻骨銘心的麵對。如今想來——隻是說如今想來，我是想通過這次采訪來邂逅在日本社會中生活的“普通人”，想盡情聽他們傾訴，想把全副身心沉浸在他們的物語中。由此進一步說來，是想同“擁有不普通的共同體驗的普通人”相遇，想知道他們在那種異樣性、特異性之中何所感何所思以及如何將自己相對化、親眼看見了怎樣的場景。希望通過逐一參與他們講述的物語而在結果上——隻能在結果上——拓展和加深自己作為“在日本這個國家生存的作家”的視野。當然不是以此為目的開始的，而是說我本身不能不因這項作業而發生相應的變化。
坦率地說，較之其中的客觀事實，我感覺自己的意識更為指向圍繞事實講述的物語構成方式，本能地相信唯有那種自然而然的物語性方能治愈——哪怕局部地治愈——我們受傷的社會。那既是之於我的adjustment，又應是之於社會的adjustment。采寫過程中我始終相信這種相互折射的力的作用。
以上引文來自村上為收錄《地下》的《村上春樹全作品1990—2000⑥》所寫的“解題”（pp.690—692）。顯而易見，采寫《地下》的動機，一是了解事件真相，進而了解日本社會；二是進行精神調整，進而拓展自己的視野。而物語（或物語性）在其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也使得《地下》明顯有別於nonfi（非虛構文學作品），作者隨後寫道：“簡單說來，我是想一個個實際親身穿過證言提供者的話語（物語）而在那裏構築一個綜合性的、原模原樣的世界，也希望讀者感同身受。”（村上春樹，2000⑥，p.696）言外之意，村上感興趣的更是事件背後的元素，即作為背景或土壤導致事件形成的日本這個社會以至日本每一個人內部的“地下世界”，而要逼近和發掘這個真正黑暗的“underground”，隻能訴諸物語即小說這一形式。村上這篇“解題”最後幾句話尤其耐人尋味：“之於我的小說，好比發掘自己身上深埋的遺址那樣的東西。來自外部的則是新的工具、新的材料。而用工具發掘的‘內容’，卻是自己身上長久埋藏的東西。在久遠的將來，發掘所得之物很可能有一天會作為我自身的遺址呈現出來。”（村上春樹，2000⑥，pp.697—698）
十幾年後，“遺址”終於發掘、呈現出來了，這就是《1Q84》這部大部頭物語，這部足夠長的長篇小說。
二
那麼，《1Q84》中究竟有哪些部分屬於《地下》的“遺址”呢？或者說《地下》的哪些“遺址”在《1Q84》呈現出來了呢？一句話，二者之間的聯係何在？
我以為主要是關於物語的理念。
村上認為包括沙林毒氣事件案犯在內的奧姆真理教信徒之所以由普通人變成信徒而深受其害，一個根本原因在於他們失去了“固有的自我”即失去了製造“固有的物語”的主體性，致使自己“從他者、從被你轉讓自我的某人那裏接受新的物語”。而教主“麻原彰晃能夠以充分的說服力把這種作為junk（垃圾）的物語給予人們（求之不得的人們）。……那是粗糙而滑稽的物語，在局外人眼裏絕對隻能是令人噴飯之物。但公正說來，那裏麵確有一以貫之的東西：‘那是為了什麼而不惜浴血爭戰的攻擊性物語。’”（村上春樹，アンダーグラウンド，pp.751—752）那一物語是封閉性的物語，隻有入口沒有出口，將人們的自我一點一點吞噬下去。而能夠與之對抗的——村上後來在為收有《在約定的場所：地下2》的《村上春樹全作品1990—2000⑦》所寫的“解題”中指出——“不是邏輯，不是知識不是道德，而僅僅是‘另外的物語性’、另外的‘開放的’物語性。簡單說來，那是物語‘開放係’同‘封閉係’之間的戰鬥。”
2001年10月即美國“9·11”事件發生不久，村上在一次談話中進一步深化了這一認識。據哈佛大學教授傑·魯賓（Jay Rubin）介紹，當時《紐約時報》一位記者注意到村上關於奧姆真理教的分析同樣適用於一個月前恐怖主義分子對紐約和華盛頓的襲擊，於是在東京找到村上。村上將奧姆真理教的封閉世界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世界加以比較，認為二者的共通之處在於：如果你有疑問，總會有人提供答案，隻要你繼續相信，就會一直很幸福。但在開放式的世界中，一切都是不完全的，有很多困惑和缺憾。“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談不上幸福，更多的反而是困惑和壓力。但至少情況是開放式的。你有選擇權，你可以決定你生活的方式……我寫的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些在這個混亂的世界中尋找正確的生存方式的人……這就是我的主題。與此同時我認為還有處於地下狀態的另一個世界。你可以在你的意識中進入這個內在的世界。我作品中的大多數主人公都是活在這兩個世界——這個現實生活中的世界與這個地下狀態中的世界。如果你受過訓練，你就能找到路徑，在這兩個世界之間往來遊走。要找到進入這個封閉循環的入口很容易，但要找到一個出口卻很難。很多宗教領袖都會免費為你提供一個入口。但他們不會提供出口，因為他們希望追隨者上套。在他們命令自己的追隨者成為士兵時他們就可以為自己衝鋒陷陣。我想，那些開著飛機撞大樓的人就是這種情況。”（《傾聽村上春樹：村上春樹的藝術世界》，傑·魯賓著，馮濤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pp.251—252）。在這裏，村上再次強調隻有入口沒有出口的封閉性世界即是封閉性物語的危險性——可以使人開飛機撞大樓，可以使人在地鐵中施放毒氣。
多年後的2008年，村上開始以“精神囚籠”這一措辭批判奧姆真理教及其封閉性物語（封閉性世界）的恐怖狀態：“我認為當今最為可怕的，就是由特定的主義、主張造成的類似‘精神囚籠’那樣的東西。多數人需要那樣的框架，沒有了就無法忍受。奧姆真理教是個極端的例子，但此外也有各種各樣的圍欄或囚籠，一旦進去，弄不好就出不來了。”因此，村上認定物語必須是對抗體製及其造成的“精神囚籠”的武器。自己作為小說家的職責就是打磨這種武器，即寫出開放性的好的物語——“好的物語會加深和拓展人的心靈。有了這樣的心靈，人就不情願進入狹窄場所了”（2008年5月17日《每日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