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顯，村上中國之行或中蒙之行的目的，在於親眼看一看作為《奇鳥行狀錄》題材之一的諾門罕戰役的戰場。
關於《奇鳥行狀錄》，這部分為上中下三部、譯成中文都有50萬言的超長篇小說對於村上春樹可以說是劃時代的標誌性作品，哈佛大學教授傑·魯賓（Jay Rubin）稱之為“也許是他創作生涯中最偉大的作品”。這部作品無疑是他創作道路的轉折點。如村上自己所說，他諸多小說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主人公總在尋找什麼，而《奇鳥行狀錄》同以前作品的不同之處，在於“主人公積極主動地期盼尋找並為此進行戰鬥”。《奇鳥行狀錄》通篇貫穿著這種積極性或戰鬥性。而其戰鬥性的指向就是尋找和發掘日本被官方掩蓋了的另一種曆史，即充滿邪惡和暴力的曆史。而要尋找邪惡和暴力的源頭，勢必追溯日本對中國內地的侵略及其在那裏犯下的種種暴行。《奇鳥行狀錄》從尋找岡田亨夫婦丟失的一隻寵物貓開始，之後很快將讀者帶往蒙古草原和血肉橫飛的諾門罕戰場。並通過濱野軍曹之口點出了南京大屠殺：“在南京一帶幹的壞事可不得了。我們部隊也幹了。把幾十人推下井去，再從上邊扔幾顆手榴彈。還有的勾當都說不出口。”如果說，《奇鳥行狀錄》的主題是探索和求證當今日本暴力的傳承和淵源，那麼那場“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而又被蓄意掩飾的諾門罕戰役無疑是一個典型教案。可以說，村上的筆鋒在這裏已觸及日本曆史最黑暗、最隱秘的部位和當今日本症結的源頭所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實際來中蒙邊境的諾門罕之前，村上已經寫完了涉及諾門罕戰役的《奇鳥行狀錄》的第一、第二部。第三部則是在結束中蒙之行後寫的，而恰恰是第三部，成為村上真正的轉折點。如果說第一部和第二部仍處於尋找和期待階段，第三部則真正開始了戰鬥：用棒球棍將作為邪惡與暴力化身的眾議院議員綿穀打塌頭蓋骨，主人公的妻子即綿穀升的妹妹也下決心去醫院病房拔掉維持綿穀升生命裝置的插頭——“我必須殺死我的哥哥綿穀升！”傑·魯賓在他的專著《傾聽村上春樹：村上春樹的藝術世界》（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中指出：“隻有第三部可以說受益於他對這個自學生時期就一直揮之不去的戰場的實地勘察。”
熟悉二戰史的人都知道12月7日是美國的“珍珠港日”（Pearl Harbor Day），1991年12月7日是美國開始太平洋戰爭50周年紀念日。當時村上正在美國，即使普林斯頓那樣的大學城也彌漫著反日情緒，幾乎成了“反日日”。那天一整天村上沒有出門——“那裏的氣氛很難讓日本人出門，很難讓自己分辯說自己是戰後出生的，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毫無關係。在那裏我確實感受到我們必須多多少少持續承擔作為日本人的曆史責任。……換言之，當時我不容分說地被挾裹在50年前發生的曆史事件及其亡靈般的複活氣氛之中。此後不久我便越過了界線，被拖進往來於1939年的滿蒙邊境和現今的東京之間那個不合邏輯的物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