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須說，對神話誰都津津樂道，對噩夢誰都想盡快忘掉——實際上就連當事人也很快三緘其口，但村上不同，他很快終結了為期四年半的旅居美國生活，於1995年六月返回日本，返回人們力圖忘卻的噩夢現場。他不再潛入深層意識的“地下室”鼓搗那些神鬼莫測的超現實主義小說，不再醉心於“匿名性”個人生活，不再歪在簷廊裏聽著爵士樂逗貓玩，而是開動雙腿勘察噩夢現場的每一個角落每一道遺痕。翌年他用整整一年時間采訪六十二名沙林受害者，於1997年3月出版了《地下》（underground）。繼而采訪作為施害者方麵的奧姆真理教的八名信徒（原信徒），以“後地下”（post underground）為題在《文藝春秋》雜誌上連載，同年11月結集出版單行本，這就是您手上作為《地下》續篇的《在約定的場所》。
書名來自開篇前引用的馬克·斯特蘭德的詩句“The place that romid”。“這是我入睡時約定的場所，是我醒來時被劫掠的場所。”——是的，醒來一看，本應約定好的場所卻變成了莫名其妙的場所，約定的天國忽然變成了始料未及的“黑匣子”（black box）。實際上在村上眼裏也是“黑匣子”。“在《地下》裏邊，我是把奧姆真理教那一存在作為日常生活中毫無征兆的突如其來的‘來曆不明的威脅=黑匣子’來把握的，但現在我想以我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把那個黑匣子打開。我覺得，通過將黑匣子裏的東西同《地下》那本書推出的透視圖加以比較對照——換言之，通過將異質性與同質性進行剖析，很有可能獲得更有深度的視角。”村上春樹在書的前言中寫道，“除此之外，我之所以打算正麵對待‘奧姆’方麵，也是因為我持續懷有這樣一種深切的危機感：盡管發生這麼嚴重的事件，而導致事件發生的根本問題卻一個也沒解決。日本不存在接收從日本社會這一主體製（main system）滑落之人（尤其年輕人）的有效而正常的次體製（sub system）=安全網——這一現實在事件之後也全無改變。隻要如此重大的本質性缺陷如黑洞一般存在於我們的社會，縱然在此摧毀了奧姆真理教這一集團，結構與之大同小異的吸附體——奧姆性存在——也遲早還要登場，同樣事件說不定卷土重來。”
不難看出，村上之所以置力圖忘卻甚至掩飾奧姆事件的社會主流意識於不顧，決意打開“黑匣子”，是因為他注意到了產生“黑匣子”的體製性因素和社會土壤。這勢必導致他對“惡”的追究，甚或對善惡定義的重新審視和判斷。而這恰恰與他追求的一個創作主題有關。他在書中“同河合隼雄先生的對話”部分再次表明惡也是其創作的一大主題：“過去我就想在自己的小說中寫惡這個東西的形狀，但無法順利聚焦。就惡的一麵是可以寫的，例如汙穢啦暴力啦謊言啦。但如果寫惡的整個樣子，就沒辦法把握了。這也是我寫《地下》期間始終考慮的事……”即使就奧姆真理教及其製造的沙林事件而言，村上也認為“什麼是惡”這一定義是不容易下的。河合隼雄就此接著說道：“即使在那樣的意義上，你下次寫的作品（小說）想必也是很不一般的。畢竟是在做了這麼多工作之後寫的。”事實也是如此，無論2002年的《海邊的卡夫卡》還是2004年的《天黑以後》都致力於探索以另一種形態出現的惡及與惡的相關暴力，2009年、2010年的三卷本《1Q84》顯然是村上對這一主題的最新探索和思考的藝術結晶，而其源頭無疑是《地下》尤其是《在約定的場所》這個打開的“黑匣子”。
無須說，對神話誰都津津樂道，對噩夢誰都想盡快忘掉——實際上就連當事人也很快三緘其口，但村上不同，他很快終結了為期四年半的旅居美國生活，於1995年六月返回日本，返回人們力圖忘卻的噩夢現場。他不再潛入深層意識的“地下室”鼓搗那些神鬼莫測的超現實主義小說，不再醉心於“匿名性”個人生活，不再歪在簷廊裏聽著爵士樂逗貓玩，而是開動雙腿勘察噩夢現場的每一個角落每一道遺痕。翌年他用整整一年時間采訪六十二名沙林受害者，於1997年3月出版了《地下》（underground）。繼而采訪作為施害者方麵的奧姆真理教的八名信徒（原信徒），以“後地下”（post underground）為題在《文藝春秋》雜誌上連載，同年11月結集出版單行本，這就是您手上作為《地下》續篇的《在約定的場所》。
書名來自開篇前引用的馬克·斯特蘭德的詩句“The place that romid”。“這是我入睡時約定的場所，是我醒來時被劫掠的場所。”——是的，醒來一看，本應約定好的場所卻變成了莫名其妙的場所，約定的天國忽然變成了始料未及的“黑匣子”（black box）。實際上在村上眼裏也是“黑匣子”。“在《地下》裏邊，我是把奧姆真理教那一存在作為日常生活中毫無征兆的突如其來的‘來曆不明的威脅=黑匣子’來把握的，但現在我想以我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把那個黑匣子打開。我覺得，通過將黑匣子裏的東西同《地下》那本書推出的透視圖加以比較對照——換言之，通過將異質性與同質性進行剖析，很有可能獲得更有深度的視角。”村上春樹在書的前言中寫道，“除此之外，我之所以打算正麵對待‘奧姆’方麵，也是因為我持續懷有這樣一種深切的危機感：盡管發生這麼嚴重的事件，而導致事件發生的根本問題卻一個也沒解決。日本不存在接收從日本社會這一主體製（main system）滑落之人（尤其年輕人）的有效而正常的次體製（sub system）=安全網——這一現實在事件之後也全無改變。隻要如此重大的本質性缺陷如黑洞一般存在於我們的社會，縱然在此摧毀了奧姆真理教這一集團，結構與之大同小異的吸附體——奧姆性存在——也遲早還要登場，同樣事件說不定卷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