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看出，村上之所以置力圖忘卻甚至掩飾奧姆事件的社會主流意識於不顧，決意打開“黑匣子”，是因為他注意到了產生“黑匣子”的體製性因素和社會土壤。這勢必導致他對“惡”的追究，甚或對善惡定義的重新審視和判斷。而這恰恰與他追求的一個創作主題有關。他在書中“同河合隼雄先生的對話”部分再次表明惡也是其創作的一大主題：“過去我就想在自己的小說中寫惡這個東西的形狀，但無法順利聚焦。就惡的一麵是可以寫的，例如汙穢啦暴力啦謊言啦。但如果寫惡的整個樣子，就沒辦法把握了。這也是我寫《地下》期間始終考慮的事……”即使就奧姆真理教及其製造的沙林事件而言，村上也認為“什麼是惡”這一定義是不容易下的。河合隼雄就此接著說道：“即使在那樣的意義上，你下次寫的作品（小說）想必也是很不一般的。畢竟是在做了這麼多工作之後寫的。”事實也是如此，無論2002年的《海邊的卡夫卡》還是2004年的《天黑以後》都致力於探索以另一種形態出現的惡及與惡的相關暴力，2009年、2010年的三卷本《1Q84》顯然是村上對這一主題的最新探索和思考的藝術結晶，而其源頭無疑是《地下》尤其是《在約定的場所》這個打開的“黑匣子”。
書的內容由兩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是八名奧姆信徒訪談錄。這部分立體地、全景地、個性化地展示了“黑匣子”裏麵的種種人物和場景。“這已接近人體實驗了”“留在這裏絕對死掉”“曾給麻原要求過性關係”——僅看標題就不難想象“黑匣子”裏麵何等不堪、何等駭人聽聞。第二部分是“同河合隼雄先生的對話”，對話部分又分為“圍繞《地下》”和“與‘惡’共生”兩部分。河合是日本極有名的榮格派心理學家和文化學者。生於1928年，前幾年去世。生前任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和國際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長，小泉內閣時期出任文化廳長官要職。尤以“心”學研究聞名，著有《古代故事與日本人的心》《心的處方箋》等。據不完全的資料，不喜與人交往的村上也至少有兩個相當要好的朋友，一個是原哈佛大學教授傑·魯賓（Jay Bubin）。魯賓譯過《奇鳥行狀錄》和幾個短篇，這兩年又譯了《1Q84》，其研究村上的專著《傾聽村上春樹：村上春樹的藝術世界》（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已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中譯本（馮濤譯）。村上的另一個好友，就是這位河合隼雄。包括書中這兩次在內，村上和他一共對談了四次。而且都是帶著問題的長時間對談。1995年11月第一次對談內容後來以《村上春樹去見河合隼雄》為書名出版單行本。可以說，河合是村上最為情投意合的朋友，也是對村上的小說給予極高評價（如稱讚《海邊的卡夫卡》是“偉大的物語小說”）的不多的學者之一。
如果說，訪談錄部分旨在開啟奧姆這個“黑匣子”，那麼對話部分連同後記則是對“黑匣子”的解讀。前者讀起來讓我困惑、糾結和不勝唏噓，後者譯罷則讓我陷入沉思，一時難以自拔。其中有三點讓我覺得特別值得思考和回味。一點是，村上認為奧姆信徒並非他者，而有可能是每個人自身。他在後記中寫道：“向偏執性宗教（cult）尋求意義之人的大半並非不正常的人。既不是窮困潦倒的人，又不是離奇古怪的人。他們是生活在你我身邊的普通（或者換個看法，是普通以上）的人們。或許他們考慮問題考慮得有點兒過於認真了，或許心靈多少有過創傷，或許因為無法同周圍人息息相通而多少感到煩惱，也可能因為找不到自我表達的手段而在自尊與自卑之間急劇徘徊。那或許是我，或許是你。把我們的日常生活同含有危險性的偏執性宗教隔開的那堵牆，說不定比我們想象得單薄得多。”這段話完全可以理解為，較之解決奧姆本身，鏟除滋生奧姆性因素、奧姆性毒苗的社會土壤要重要得多，也艱難得多。
第二點，縱使教祖麻原彰晃本人，也未必一開始就那麼壞，很難設想無謂地剝奪無辜者生命這一殘忍行徑原本就是他所夢寐以求的。他的變壞犯罪，應該同奧姆教團這一體製、這一組織有關。在村上與河合對談部分中，兩人都傾向於相信起始階段麻原或奧姆真理教是“相當純粹”的，也有相當強的感召力，理應成為上述一部分人的“不錯的托盤”或“容器”，然而並非如此。關於原因，河合著眼於“組織”，見解亦頗見深意：縱然奧姆成員是純粹的，而那麼多純粹的、“什麼壞事也不至於幹的人”以形式極端的團體聚在一起，那也肯定出問題，甚至幹天大的壞事，非幹不可。為什麼呢？因為“真正的組織那東西，在自己身上沒有惡是不行的，在組織內部。這點家庭也不例外，即使家裏也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擁有惡。否則，勢必為組織安穩而在外部製造惡。希特勒幹的恰恰就是這個”。換言之，如果不在外部製造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那樣十惡不赦的家夥，就無法維持平衡，組織內部就會發生騷亂，導致組織從內側崩潰。組織規模較小的階段，一般不至於如此。而組織越大，整體壓力越高。作為“教祖”麻原，“一旦站在某個組織的頂點，墮落立馬開始。這是極可怕的事。站在頂點，總有眾人的期待吧，不能不照著做，不能不妥協。而心裏又完全清楚遲早必然敗露，於是借助科學的力量蒙混過關。這一來，就已經是犯罪性質的了”。細想之下，不能不承認河合隼雄這番言說有其相當強的曆史和現實洞察力，讀來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