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點，“與惡共生”。與上麵第二點相關，或者說在這個意義上，惡就成了存在於組織、體製甚至每一個人內部抑或人這一體製無法分割的一部分。村上認為：“那既不是獨立的東西，又不是可以交換或單獨銷毀的東西。或者莫如說，我甚至覺得在某種情況下可能是惡又可能是善的東西。”河合明確反對把善惡絕對化：“把善惡分成兩個，這個是善、那個是惡，弄不好是要出危險的。那樣一來，勢必以善除惡，或者說善做什麼都將無所謂。這是最可怕的事。奧姆真理教也是認為自己是善才那麼胡作非為的……從古至今都說為了惡而殺人的人是少而又少的。相比之下，為了善而殺人卻多得一塌糊塗。戰爭什麼的就是這樣。因此，善若大行其道，是極其恐怖的。話雖這麼說，畢竟不好說‘惡是好的’，非常為難。”於是就出現了平衡感和自覺的問題：“以自己的責任在多大程度上放縱自己的惡。”村上進而得出結論：“與‘惡’共生。”
不過，村上說不能斷言“社會正在惡劣化”。他大約在2002年就奧姆問題、沙林慘案寫了一篇題為《追求共生的人們，不追求共生的人們》的文章，謂社會既沒有特別變好，又沒有怎麼變糟，隻不過一天比一天顯得混亂罷了。“若用粗暴的說法，社會本來就是惡劣的東西。但無論怎麼惡劣，我——至少我們中的壓倒性多數——也必須想方設法在其中生活下去，並且——如果可能的話——坦誠地、老老實實地。重要的真實性莫如說是在這裏。”他進一步認為，不能把社會中的外在混沌作為障礙排除掉，而應該把它作為我們內心混沌的反映接受下來。換言之，正因為我們自身懷有矛盾、庸俗、偽善和怯懦，社會上才出現這種種現象。“這樣一想，我們的心情或許會多少變得輕鬆些，或許我們皮膚的內側（自己）開始順利同外側（社會）溝通，或許我們心中的個人故事開始具有作為聯結二者的裝置的必然性，或許我們會有效地出入其間並且擁有多重視角，我們的行為會多少趨於多層化。”村上最後果斷表示，假如我們刻意排除外部的混沌和矛盾，那麼豈不同排除自己的體液（故事）是同一回事了？
總之，即使在社會生活、日常生活層麵，惡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部分，甚至是我們自身的一部分。沒有惡的空間是不存在的。如果刻意打造“純粹”的空間，弄不好，就有可能誤入鼓吹“純粹”的偏執性宗教團體甚至為排除“惡”之現世而像奧姆那樣不惜訴諸暴力。而若以強大的政治組織以善的名義追求“純粹”而來個除惡務盡，甚至有可能導致納粹奧斯維辛大屠殺或者“大清洗”運動的發生，何況已經實際發生過。即使在這個意義上，也必須一定程度上“與‘惡’共生”。自不待言，這同對刑事犯罪之惡的姑息養奸不屬同一次元，更不意味放棄對各種惡之“黑匣子”的追究。在某種意義上，毋寧說恰恰相反。
村上春樹一次這樣說過：“小說是‘大大的謊言’。不要忘記這一點。寫小說時，我必須高明地說謊。‘用虛假的磚塊砌就真實的牆壁’，這就是我的工作。”但上一本《地下》和這本《在約定的場所》則是用真實的磚塊“砌就真實的牆壁”，非常值得一看。這不僅僅是窺看“黑匣子”，還會看到此外許許多多。
順便報告一句，這是我翻譯的第四十一部村上作品。如果說村上是用虛假的磚塊砌他的牆壁，砌他在2001年致中國讀者信中所說的“遠遊的房間”，那麼我則是用中文這個磚塊依樣重砌。畢竟磚塊不同，再是能工巧匠，完全不走樣也怕是不大可能的。非我自吹，即使多少走樣也是漂亮的房間。這既要感謝村上原著又必須感謝中文這個世界最古老的語種，同時也得感謝無數讀者朋友——他和她才是房客，隻有他們才真正有資格審視房間是否漂亮，述說住起來是否舒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