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我在學校學得的最重要的真理就是最重要的東西在學校是學不到的。
〇無論是誰，人不可能永遠每戰必勝。在人生這條高速路上，不可能永遠隻跑超車線。
〇現實世界中任何東西都沒有失去理智之人所幻想的那般美好。
〇我不是挑戰記錄的單純的年輕人，不是一台無機的機器。我不過是知曉自身局限性而又想方設法繼續保持——哪怕多保持一點點——自己的才華和活力的一個職業小說家。
〇另類、頑固、缺乏諧調性、每每剛愎自用，卻又常常自我懷疑、有苦惱也力圖從中找出情趣（おかしみ）或類似情趣的東西——這就是我的Nature（本性）。我像提舊寬底旅行包一樣提著它走過漫長的路程。
〇隻能想開些僅拿能拿到手的東西。這就是人生的原則，決定我們生存價值的基準並不僅僅是效率的好壞。
〇有功效也罷沒有功效也罷，看上去風流倜儻也罷滑稽可笑也罷，歸根結底，幾乎在所有場合對於我們最為重要的都是眼睛看不見的（但可以用心感覺的什麼）某種什麼。並且，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往往隻能通過功效差的運作獲取。
在即將結束這篇小文章的時候，我想把話題拉回到前麵說的體力上來——因為在翻譯這本書過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之於這位世界著名作家的身體的意義以及身體之於他的文體（Style）的意義，力圖尋找二者之間的關係。眾所周知，村上是極為看重文體的作家。早在1991年他就宣稱“文體就是一切”（《文學界》1991年4月臨時增刊號）。今年上半年他在就其翻譯的美國當代小說接受日本主要報紙之一的《每日新聞》采訪時，再次激動地表達了他對文體的迷戀。他說自己為“錢德勒的文體深深吸引”，“那個人的文體具有某種特別的東西”。正是這種對其“文體秘密”的極大興致和探索欲望促使他翻譯了雷蒙德·錢德勒《漫長的告別》和J.D.塞林格《麥田裏的守望者》、司各特·菲茨傑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等四部美國當代作家的作品。而且，文體中他最看重的是節奏或韻律（rhythm）：“小說引人入勝的各種要素中節奏是主要的。”同時比較菲茨傑拉德和錢德勒的文體分析了自己的文體：“我不寫那麼流麗的文體。但我想用更為簡約（simple）的語言傳達那種文體的色澤（つや）、節奏、流勢等等。”當最後被問及理想的文學作品時，村上當即回答：“能夠無數次反複閱讀的作品，此外別無試金石。為此，我想用節奏好的文體創作抵達人的心靈的作品。這是我的誌向。”（2008年5月17日《每日新聞》）
在此之前接受日本另一家主要報紙《朝日新聞》采訪時，他也提到文體，認為文體是其作品在世界各地暢銷的原因之一：“（獲得世界性人氣的）理由我不清楚。不過，我想恐怕是因為故事的有趣和文體具有普世性（universal）滲透力的緣故。”同時將身體與文體相提並論：“寫的故事同三四十歲時一樣是不行的。必須在每一部作品中都擴展新的可能性才能向前推進。為此就需要具有擴展什麼的力量。那就是跑步。每天長時間坐著思考和寫作是很累人的活計。‘一是腰腿，二是文體’。”（2008年3月29日《朝日新聞》）另外在上麵提到的接受那家讀書刊物的采訪中，他說過這樣一段頗為耐人尋味的話：“一有贅肉附體，腦袋的運轉就變得遲鈍。天天寫小說，寫的時間裏可以微妙地覺察當天腦袋的運轉是‘好’是‘糟’。關鍵語句或浮現出來一個或浮現不出來。年輕時怎麼都無所謂。隻要有體力和才華，一般事情都能應付過去。但過了一定年齡，身心同時去掉贅肉就變得相當緊要。”這一說法使我想起他二十幾年前關於文體說過的話。他說他的做法好比“將貼裹在語言周身的各種贅物衝洗幹淨”（《文學界》1985年8月號）。後來他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演講再次重複道，為了維持句子的節奏“必須把一切贅疣統統切除”（《傾聽村上春樹：村上春樹的藝術世界》，[美]傑·魯賓著，馮濤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
如此查閱和思索下來，不難發現兩點，一是村上對待“贅肉”和“贅物”“贅疣”的態度，那就是都要堅決除掉；二是“贅肉”和“贅物”“贅疣”之間的關係即身體和文體之間的關係：身體有了“贅肉”，很可能由於腦袋轉動不靈而導致文體出現“贅物”“贅疣”。為了防止這一惱人狀況的出現，必須堅持跑步。因此“跑”這一行為乃是推動身體和文體幹淨利落地持續運轉的主軸，從而使村上實現他的文學誌向——以清新簡約的、節奏明快的文體寫出抵達人們心靈深處的“物語”。
如果把文體擴展理解為一個人的精神狀態，把跑視為健康生活方式的明喻，那麼，村上《談跑步時我談什麼》這本書，就不僅僅對於作家，而且對我們普普通通生活著的每一個人都可能具有既實用又富於文學情思的啟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