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 非常高興，尤其年輕女性多這點更讓我高興。我們所處的社會——日本也好中國也好韓國也好——盡管各有不同，但在東方因素這點上是有共同之處的。有不同於美國等西方社會的“誓約”的“誓約”，例如在家庭問題、社會問題等種種問題上。在這個意義上，盡管我還沒有同中國的讀者交談過，但我想心情上應該有相通之處的。
林少華 您的長篇新作《海邊的卡夫卡》中譯本將於四月末在大陸出版。您能對中國讀者談一下這本書的創作構思或特點嗎？
村上春樹 這部小說的主人公和過去不同。過去我寫的主人公都是二三十歲的成年人，而《海邊的卡夫卡》的主人公是處於發育成長過程中的十五歲男孩兒。小說的類型和以往不一樣。我寫得很投入，想開辟一個新的天地。如果中國讀者能對此中意，我非常高興。
一般說來，主人公的年齡隨著作者年齡的增長而增長。但這次我把主人公的年齡大大降了下來，寫起來非常有趣，非常開心。十五歲這個年齡段含有大凡所有的可能性，可以把自己變成任何一種樣子。我以往小說中的主人公是某種程度上已經定型了的人物。能夠自行決定自己同社會的距離、同外界同別人打交道的方式。但《海邊的卡夫卡》的主人公則是尚未決定而將要對此做出決定的少年，這對寫他的我來說絕對是個挑戰。主人公年齡上應該是我的孩子——我自己固然沒有孩子，怎麼說呢，在這個意義上，我大約是把主人公作為另一個自己、作為自身的一部分來寫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我自己也是一部不同一般的作品。主人公將變成什麼樣子呢？他的成長過程讓我非常感興趣。日本也好中國也好世界任何地方都正處於劇烈變化的時期。如今的年輕人在這樣的時期生存實非易事。假如自己十五歲，那麼將如何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社會生活下去呢？——這個假設非常有意思。當然，對於早已是成年人的我來說，做這樣的假設並不容易。
林少華 《海邊的卡夫卡》似乎同《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有關係……
村上春樹 關係非常密切。很早以前就想寫《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的續篇。
林少華 您是位高產作家，是什麼促使您一直筆耕不輟的呢？或者說類似創作原動力也未嚐不可。
村上春樹 我已經寫了二十多年了。寫的時候我始終有一個想使自己變得自由的念頭。在社會上我們都不是自由的，背負種種樣樣的責任和義務，受到這個必須那個不許等各種限製。但同時又想方設法爭取自由。即使身體自由不了，也想讓靈魂獲得自由——這是貫穿我整個寫作過程的念頭，我想讀的人大概也會懷有同樣的心情。實際做到的確很難。但至少心、心情是可以自由的，或者讀那本書的時候能夠自由。我所追求的歸根結底大約便是這樣一種東西。
林少華 包括新作《海邊的卡夫卡》在內的您的許多作品表現出極為豐富而奇特的想象力，那樣的想象力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說來自何處呢？
村上春樹 想象力誰都有，難的隻是接近那個場所。林先生也好誰也好肯定都有自己的想象力的世界，但下到那裏、找到門、進去又返回則是十分困難的。我碰巧可以做到。如果讀者看我的書的過程中產生同感或共鳴，那就是說擁有和我同樣的世界。我不是精英不是天才，也沒什麼才華，隻不過能在技術上打開門，具有打開門身臨其境而又返回的特別的專門技術。這的確很難很難。這一多半取決於精神集中力，而精神集中力取決於訓練和體力。我每天都通過跑步來鍛煉身體和訓練集中力，失去它就完了。維持健康對於寫東西很重要。我天天早睡早起，天天運動、跑步——每年都參加馬拉鬆比賽——喝酒也不過量。過去的作家全都喝酒，生活全然沒有規律。而我不同。這方麵的想法不一樣。
林少華 您最近在網上回答讀者提問時似乎這樣說過：“我認為人生基本是孤獨的。但同時又相信能通過孤獨這一頻道同他者進行溝通。我寫小說的用意就在這裏。”但反過來說，孤獨所以成為孤獨，就是因為不能同他者溝通。您是怎樣看待或者在小說中是怎樣處理孤獨與溝通的關係的呢？一般認為您的小說的主題是孤獨、空虛與無奈……
村上春樹 是的。我是認為人生基本是孤獨的。人們總是進入自己一個人的世界，進得很深很深。而在進得最深的地方就會產生“連帶感”。就是說，在人人都是孤獨的這一層麵產生人人相連的“連帶感”。隻要明確認識到自己是孤獨的，那麼就能與別人分享這一認識。也就是說，隻要我把它作為故事完整地寫出來，就能在自己和讀者之間產生“連帶感”。其實這也就是所謂創作欲。不錯，人人都是孤獨的。但不能因為孤獨而切斷同眾人的聯係，徹底把自己孤立起來。而應該深深挖洞。隻要一個勁兒地往下深挖，就會在某處同別人連在一起。一味沉浸於孤獨之中用牆把自己圍起來是不行的。這是我的基本想法。
林少華 從您的小說或從您的小說主人公身上可以感覺出您對中國、中國人的好感，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作品深受中國讀者喜愛的一個原因。您的這一心情是如何形成的呢？和中國人實際接觸過麼？
村上春樹 在美國的時候，我時常和韓國的、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的留學生交談，不過總的來說當時中國人還不多。同他們談起來，覺得讀者——美國的、歐洲的、韓國的、中國的讀者——反應有很大差別，這種差別非常有趣。我的小說常有中國人出現。《奇鳥行狀錄》有不少戰爭時候的hard（酷烈）場麵，我還真有點兒擔心中國人讀了惱火。
我是在神戶長大的。神戶華僑非常多。班上有很多華僑子女。就是說，從小我身上就有中國因素進來。父親還是大學生的時候短時間去過中國，時常對我講起中國。在這個意義上，是很有緣分的。我的一個短篇《去中國的小船》，就是根據小時——在神戶的時候——的親身體驗寫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