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華 有人說，如果日本再有一位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麼很可能是您。您對此怎麼看呢？
村上春樹 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說，就興趣而言我是沒有的。寫東西我固然喜歡，但不喜歡大庭廣眾之下的正規儀式、活動之類。說起我現在的生活，無非乘電車去哪裏買東西、吃飯，吃完回來。不怎麼照相，走路別人也認不出來。我喜愛這樣的生活，不想打亂這樣的生活節奏。而一旦獲什麼獎，事情就非常麻煩。因為再不能這樣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對於我最重要的是讀者。例如《海邊的卡夫卡》一出來就有三十萬人買——就是說我的書有讀者跟上，這比什麼都重要。至於獲獎不獲獎，對於我實在太次要了。我喜歡在網上接收讀者各種各樣的感想和意見——有人說好有人說不怎麼好，回信就此同他們交流。而諾貝爾文學獎那東西政治味道極濃，不怎麼合我的心意。
林少華 您十幾年前為創作《奇鳥行狀錄》去過一次中國——主要去東北邊境一帶，現在中國有那麼多村上迷，您不打算再去一次嗎？
村上春樹 去還是想去一次的。問題是去了就要參加許多活動，例如接受專訪啦宴請啦。而我不擅長在很多人麵前亮相和出席正式活動。想到這些心裏就有壓力，一直逃避。相比之下，還是一個人單獨活動更快活。
林少華 最後請談一下將來計劃。
村上春樹 將來計劃還說不準。我大體是三年一部長篇。《海邊的卡夫卡》剛寫完，往下就寫寫短篇搞搞翻譯什麼的，同時積累素材。我會很長命的，不要緊（笑）。
（此次訪問是應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孫立川先生之約進行的。
成文後發表於2003年3月31日—4月6日《亞洲周刊》）
◎ 村上春樹：“高牆與雞蛋”——耶路撒冷文學獎獲獎演講
我作為一個小說家，換句話說，作為以巧妙說謊為職業的人來到這裏、來到耶路撒冷市。
當然，說謊的不都是小說家。諸位知道，政治家屢屢說謊，外交官和軍人說謊，二手車推銷員和肉鋪和建築業者也說謊。但小說家說謊和他們說謊的不同之處在於：小說家說謊不受道義上的譴責。莫如說謊說得越大越高明，小說家越能得到人們的讚賞和好評。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小說家能夠通過巧妙說謊、通過栩栩如生的虛構而將真相拽到另一場所投以另一光照。以其固有的形式捕捉真相並予以準確描述在許多情況下是不可能的。唯其如此，我們才要把真相引誘出來移去虛構地帶，通過將其置換為虛構形式來抓住真相的尾巴。但為此必須首先在自己心底明確真相的所在，這是巧妙說謊所需要的重要資格。
可是今天我不準備說謊，打算盡可能說實話。一年之中我也有幾天不說謊，今天恰好是其中的一天。
實話實說好了。關於此次來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不少人勸我最好拒絕。甚至警告說如果前來，將開展不買我的書的運動。無須說，理由在於加沙地區的激戰。迄今為止，已不止一千人在被封鎖的城區喪生，據聯合國報告，大多數是兒童、老人等手無寸鐵的平民。
接到獲獎通知以來，我本人也一再自問：這種時候來以色列接受文學獎果真是妥當的行為嗎？不會給人以支持作為紛爭當事者一方、擁有占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並積極行使的國家及其方針的印象嗎？那當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不認可任何戰爭，不支持任何國家。同時，自不待言，我的書在書店被人拒買也不是我所希求的。
然而，經過深思熟慮，我重新堅定了來這裏的決心。原因之一，就在於有那麼多人勸我最好別來。或許我有一種大部分小說家都有的“強脾氣”——別人叫我“別去那裏”“別幹那個”，尤其那樣警告我的時候，我就偏偏想去或想幹，此乃小說家的nature（天性）。為什麼呢？因為小說家屬於這樣一種人：無論刮怎樣的逆風，也隻能相信自己實際目睹、自己實際手摸的東西。
正因如此，我才出現在這裏。較之不來，選擇了來；較之什麼也不看，選擇了看點兒什麼；較之什麼也不說，選擇了向諸位說點兒什麼。
有一句話（message）請允許我說出來，一句個人性質的話。這句話在我寫小說時總在我腦袋裏揮之不去。它並非寫在紙上貼在牆壁，而是刻於我的腦壁。那是這樣一句話：
假如這裏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
是的，無論高牆多麼正確和雞蛋多麼錯誤，我也還是站在雞蛋一邊。正確不正確是由別人決定的，或是由時間和曆史決定的。假如小說家站在高牆一邊寫作——不管出於何種理由——那個作家又有多大價值呢？
那麼，這一隱喻到底意味什麼呢？在某種情況下它是簡單明了的。轟炸機、坦克、火箭、白磷彈、機關槍是堅硬的高牆。被其摧毀、燒毀、擊穿的非武裝平民是雞蛋。這是這一隱喻的一個含義。
但不僅僅是這個，還有更深的含義。請這樣設想好了：我們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分別是一個雞蛋，是具有無可替代的靈魂和包攏它的脆弱外殼的雞蛋。我是，你們也是。再假如我們或多或少麵對之於每一個人的堅硬的高牆。高牆有個名稱，叫作體製（System）。體製本應是保護我們的，而它有時候卻自行其是地殺害我們和讓我們殺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係統性地（Systematic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