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為什麼呢？”道光不解地問。
曹振鏞搶著說道：“先帝令漕運總督瑚寶訂立章程，整頓陋規，分別應裁、應給各款數目，希望就此將漕規合法化。章程酌定時，仍將許多陋規名目納入，先帝才知道那些陋規銀兩，盡管屬於侵漁，卻不是營私納賄，終究是相沿已久的陋規，才下令就那些官員全部寬免。臣以為陋規存在已久，至今得到默認，就肯定有其合理之處，其間雖有人提出各種方案治理，但都無功而返，有的反而加重百姓負擔。在沒有完善的改革方案之前，切不可輕舉妄動。”
“陋規禍國殃民，有些完全可以馬上嚴查禁止，最終才能嚴禁所有陋規。”英和說。
“英大人有何高見？”曹振鏞有點陰陽怪氣。
“雍正朝的耗羨歸公就收到很好成效，現在隻要我們君臣一心，就一定能清理裁革這些陋規。”英和說。
道光帝說：“各地陋規都以奉廉不足為借口，一年甚於一年，數額越來越大，甚至有些侵貪贓私，也作陋規。長此下去，危害難以計算，難道非要到病入膏肓的時候才整治嗎？眾愛卿對治理陋規有何辦法？”
曹振鏞等人看出初政的道光帝對整治陋規的決心，都不說話了
英和說：“結合以前經驗，臣已編定細則，將陋規明細固定化，並嚴禁了一些陋規，請聖上定奪。”
道光帝看後十分滿意，隨即發諭旨令各省督撫發表意見。
曹振鏞的意見沒被采納，心中有點不舒服：“英和這小子，真不知官場的深淺，早晚還要吃苦頭。”曹振鏞聯絡湯金釗、陳官俊、汪廷珍等大臣先後上奏，表示此事不可行。直隸總督方受疇、四川總督蔣攸銛也借進京覲見之機，奏陳不可。兩江總督孫玉庭上奏：“一旦將陋規納入合法征收範圍，就是向百姓加征賦稅，而且以此作為官吏辦公費用，勢必涉及舟車行戶，有失政體。”
道光帝沒想到朝臣和封疆大吏對陋規改革均持否定態度，隻好收回成命，承認自己執政經驗不足。曹振鏞等人反退為進，英和因此也被免去軍機大臣，再次成了替罪羊。英和本想進步整頓漕弊，提議海漕取代河漕，根治漕規，也隻好作罷。
此時，陶澍因蔣攸銛舉薦“治行為四川第一，堪勝大任”，進京覲見後，調任安徽布政使，不久又擢授安徽巡撫。離京前，陶澍專門看望了英和，並提醒：“以後一定要考慮奏本的可行性，必要時，盡可能地聯絡多些官員聯名上奏。”
英和開玩笑地說：“你不是讓我拉幫結派吧？”
“你已經是改革派啦！”陶澍說，還專門送給英和幾本致學經用的書籍。“致學經用”是道光年間興起的學派，主要思想特點有：鄙棄空談、注重實踐、強調學以致用；譏切時政、揭露時弊、主張興利除弊；重視現實、倡導改革更法；重視商人、提倡農商並重。
道光帝知道委屈了英和。在英和五十歲壽誕之日，賜給紅絨結頂冠，明黃麵貂褂，明黃辮朝珠，明黃辮大荷包，四開衩蟒袍、鎖子甲，明黃帶長柄腰刀等物。道光二年（1822年），英和任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
道光帝麵對江河日下的局麵，無從下手。恪守祖訓、小心保守的個性，一些小改小革和虎頭蛇尾的舉措，根本見不到什麼成效，反而使他更加守成謹慎。既然在政績上難有建樹，“黜奢崇儉”相對而言還是容易做到的。
道光帝身體力行，提倡以“節儉為天下先”，取消南巡和木蘭秋彌，隻在南苑行圍。他自己禦膳不得多過四樣菜，有時隻要一碗豆腐燒豬肝，皇家禦宴上一人隻有一碗打鹵麵，聽說冰糖肘子要好幾兩銀子，也就舍不得吃了。道光帝帶頭穿打補丁的衣服，許多朝中大臣故意將朝服打上補丁上朝，上行下效，一時間竟引出京城王公顯貴穿裘皮卻不外露毛皮的新潮，有些舊衣服賣得反而比新衣服貴。官員們私下鋪張浪費、奢侈揮霍依舊。
道光登基之後，就開始選擇陵址。按照乾隆“兆葬規製，迭分東西”的諭旨，既然祖父乾隆葬於東陵，父皇嘉慶葬於西陵，那自己就該葬於東陵。於是，他在登基不久就匆忙降旨：“國家定製，登基後即應選擇萬年吉地。嘉慶元年奉皇祖高宗純皇帝敕諭，嗣後吉地各依昭穆次序，在東陵、西陵界內分建。今朕詔登大寶，恪遵成憲，於東陵界內繞鬥峪（後改為寶華峪）建立吉地。”道光帝派莊親王綿課、大學士戴均元、尚書英和、侍郎阿克當阿全權負責辦理陵寢工程，並定於當年十月十八日破土動工。莊親王等人接旨後，雖然國家財政緊張，但還是想集中大量財力物力興建陵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