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尚同尚賢——人才管理的智慧 《尚賢》中的人才管理思想(1 / 3)

第三章 尚同尚賢——人才管理的智慧 《尚賢》中的人才管理思想

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尚賢上》)

墨子說:“這是因為王公大人治理國家不能做到尊賢使能。在一個國家中,如果賢良之士多,那麼國家的治績就大;如果賢良之士少,那麼國家的治績就小。所以王公大人的急務,將是如何使賢人增多。”

春秋戰國時期,戰亂紛爭迭起,針對當時國家這種混亂的社會狀態,墨子提出自己的政治綱領,這就是尚同思想,墨子認為天下混亂是由於沒有一個統一的製度標準,因而主張建立一種上下相一致的社會秩序,並要求下級要保持和上級的一致。但尚同思想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演化為封建專製主義,墨子也考慮到了這種情況,因而,在提出尚同理論的同時,墨子又提出了尚賢的主張。

尚賢和尚同相結合的政治主張可以說是中國曆代封建社會統治者施政綱領的一個縮影,“尚同”所討論的是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如行政製度的設立、行政長官之間的相互關係等;而“尚賢”所涉及的問題是如何選拔、培養、任用人才,以便得到德才兼備的賢士來輔佐君王治理天下。因而,墨子的尚賢思想也可以看作是有關人才管理的經典。

墨子的“尚賢”思想針對人才管理推出了係統的管理理論,從識才、用才到養才,都有自己合理獨到的見解。

以“尚賢”為中心,墨子首先提出了“賢人”的標準。

才能領導社會、領導國家。墨子認為能臣賢士是國家的寶物,隻有在在賢才的輔佐下,君王才能有效的實現自己的治理,於是“尚賢”思想就成為墨子人才管理思想的核心,既然要推薦賢才,首先需要一個標準,否則也就無所謂“賢才”了,在這種情況下,墨子提出了賢人的三個標準。

墨子的人才標準主要包括歲那個方麵:

一是厚乎德行,這是對賢士道德品行方麵的要求。

在古代中國,對一個人的評價主要取決於社會倫理道德方麵的因素,在普遍的社會觀念中,“德”被看作是一個人最崇高的品質,很多學說都主張“有德者居天下”。士人大夫都把個人品行操守的修養看作是做人之本、把社會道德作為自己行為的規則,道德高尚、品行端正的人往往被視為君子。在上古時期實行禪讓製的時候,堯、舜、禹被列為有德者的典範;皋陶、周公也因為自己的美德而青石留名。因而,墨子所提出的人才標準,把“厚乎德行”放在了首位。

二是辯乎言談,這是對賢才辦事能力方麵的要求。

墨子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把“談辯”作為賢才不可缺少的專門職業和技術的人,墨子認為,賢才僅僅具有高尚德行是不行的,輔佐君王還需要有實際的處理事情解決問題的能力,因而主張賢才要“辯乎言談”。作為一個治理國家的臣子,必須有出色的交際和辦事能力,在外交際能維護國家尊嚴、在內施政能夠說服民眾,這樣才能夠把自己的製度主張讓百姓明了並遵守,一個善於“言談”的賢才才能夠真正的把自己的才能用於輔佐君王。

在諸子百家中,還有名家也是非常重視辯論的,但他們所提倡的“辯”和墨子重視“辯”在本職上是有區別的,名家的“辯”是自己學說的核心、是名家推行自己學說的工具、“辯”也是名家弟子的職業;而墨子所說的“辯”主要側重於賢士在交際方麵的能力,是實現自己政治理想所應該具備的素質。

三是博乎道術,這是度賢才知識學術方麵的要求。

墨子還認為賢才應該具備廣博的知識和精通的專業,所謂“既博又專”。學識對於人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作為一個行政長官,要有廣博的知識積累作為自己施政的基礎,隻有對更方麵都有所了解,才能不脫離現實妄加臆斷;隻有精通某一種“術”,才能有所業績。因而墨子把道術看作是賢才必備的硬性條件。

在我國古代的教育製度中,就有“六藝”的學科之分,即:詩、書、禮、樂、數、禦。這就是對道術“博”的要求,君子對六藝應該都掌握,達到“博”的要求;在此基礎上再進行“術業”的“專攻”,比如作為一個將軍,“禦”應該是他的精通,但如果對曆史地理等方麵一無所知,同樣打不了勝仗。墨子“博乎道術”的賢才標準可以說是要求人才的“綜合性”。

在舉薦賢才方麵,墨子也提出了三條原則:

舉義不避貧賤。

墨子提出舉薦人才不考慮他們的出身,無論是皇親國戚,還是普通民眾、甚至是當時社會地位低下的手工業者和商人,隻要有能力,就提拔並任用他。這種人才觀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墨子提出這種觀點,主要是對儒家“尊尊”思想的批判,儒家認為人是有高低貴賤之分的,那些身份尊貴的人就應該受到尊敬,不管有沒有才能都應該受到重用。而墨子代表的下層勞動人民,儒家的“尊尊”思想剝奪了他發揮自己才智的機會,因而,墨子提出了“舉義不避貧賤”代表下層民眾思想的呼聲。

舉義不避親疏。

儒家和“尊尊”相連的就是“親親”的思想,儒家把血緣關係看作是社會倫理的維係,支持以血緣親屬關係為依托的等級製度,認為爵位應該世襲,在舉薦任用人才時,常常以親疏關係為標準,針對這種思想,墨子提出了“舉義不避親疏”的人才舉薦標準,主張應該平等公平的選拔人才,這樣不但能使真正的賢士得到任用,更有利於統治者施政。

舉義不避遠近。

這是從人際關係角度考慮而提出的原則,一些善於迎逢拍馬的人並不一定具備出眾的才能,但因為能夠“投上級所好”,因而得到了任用,而一些有真正才能的人,因為不擅長這些交際,因而才華得不到施展。作為統治者,應該理智的對待自己身邊的“近臣”和“遠臣”,讓真正有才能的人得到重用。